《瞭望新闻周刊》改革开放特别报道

　　《瞭望》文章：胡鞍钢眼中的两个三十年

　　“中国需要不断地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郁雅琴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纪录。三十年的发展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

　　一个原先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为什么能够在30年里迅速崛起并持续不衰？

　　就这一话题，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日前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如何持续中国奇迹发表了他的看法。

　　2000年，胡鞍钢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以提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他多年来提出的不少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央所采纳。

　　一次成功、两次失败

　　《瞭望》：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至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的历程，你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什么样的运行轨迹？

　　胡鞍钢：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我愿意把它称之为“中国之路”，它是一条曲折之路，是一次成功、两次失败的道路。一次成功是指新中国建国以后经历的经济发展第一个黄金期，虽然有两次失败，但总体上中国之路还是成功的。

　　《瞭望》：两次失败是指什么？

　　胡鞍钢：第一次就是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时期，这是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这一次危机的损失，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当巨大的。但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并没有对问题进行根本解决。

　　随后就引起了第二次大失败的“文革”十年。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失败，然而这两次失败却最终成为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成功之母。

　　《瞭望》：为什么失败？

　　胡鞍钢：失败，因为它偏离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第一次失败是对中国的经济国情存在错误认识；第二次失败是对中国的政治国情存在错误认识。

　　这两次失败后来成为人们吸取教训的思想宝库。不仅直接导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而且也是中国之路不断向前发展的致因与镜鉴。

　　《瞭望》：有人认为，三十年改革也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胡鞍钢：客观地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的确利用了世界范围内的若干机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另外，还有两个大的机遇。一个机遇是经济全球化，尽管我们正式提出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比较晚，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就已经开始。

　　另一个机遇是科技革命或者说现代知识革命，中国利用这次科技革命，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载体是人。1978年之后，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生，现在留学生累计已超过120万，虽然回来的人不到1/3，但这样巨大的规模，必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30年前后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可以说中国的变迁的一个核心就是人力资本的变迁。

　　《瞭望》：你用四年写作了《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现在正在写作1976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这一写作正好跨越了两个30年，两相对比，你有什么样的启示？

　　胡鞍钢：我觉得最大一个启示和结论，就是应向历史学习，特别是向历史教训学习。

　　1957年，毛泽东就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但是后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犯了更大的错误。

　　这些历史的教训，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理性看待并继往开来。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可以视为对这些历史遗产的理性继承，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

　　支撑中国奇迹的“四个创新”

　　《瞭望》：中国奇迹的动力何在？

　　胡鞍钢：我想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创新。第一个创新就是观念创新、理论的创新。其核心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又有“与时俱进”；现在又加上四个字，就是“不断创新”。

　　第二个创新是制度创新。改革就意味着逐步脱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制度方面一个最大的创新。尽管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概念，但也融入了社会主义这样的新元素，总体上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

　　原来的目标是在2010年基本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现在依我看来，这个框架已基本上建立。以后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体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第三个创新是市场创新。中国具有大国优势，拥有一个规模巨大、令人羡慕的国内市场。但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个市场没有被充分利用，现在通过开放市场，使得这一大国优势明显地体现出来。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成为很多产品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奢侈品、化妆品等。

　　第四个创新是技术创新。1978年之前，中国处于被世界现代技术边缘化的境地，邓小平出国访问日本，发现中国汽车、家电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中国很快进行了模仿创新，不仅使家电产品做到了国产化，而且很快出口世界各国，现在我们又开始了向自主创新方向的转型。

　　《瞭望》：中国奇迹是可以持续的吗？

　　这四种创新是互相依赖的，如果假定中国的奇迹可以用这四个创新加以解释，未来30年，这四个创新将会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我相信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

　　《瞭望》：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一书中，你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是努力向西方学习技术，但是不愿意向西方学习制度，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因此出现了制度引进滞后于技术引进……”，这句话应如何解读？

　　胡鞍钢：在中国历史上，技术引进都是比较顺利的，制度引进则比较漫长曲折。其实这表明中国人能够学习、消化乃至创新制度的信心不足。

　　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不仅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信心不足，现在我们也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时，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制度，改革开放后一直搞分成、搞包干制，后来学习了西方的分税制，又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些必要的调整，才开始了推广和运用，现在看来这个分税制是很有意义的。

　　制度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学习，要大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一些较为成熟、较为成功的制度，然后根据自己的国情条件和发展情况，不断修正。

　　《瞭望》：你为制度建设写过一本书，叫《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次转型》。

　　胡鞍钢：是的，中国需要不断地转型。第一次转型是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要知道经济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GDP主要不应当由政府来创造，而应当主要依靠中小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甚至消费者。

　　作为政府，其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制度恰恰是一个无形的公共产品，因为有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有不同的激励机制。有的是创造财富，有的是转移财富，有的是掠夺财富。众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靠企业去解决，必须得靠国家行为来调整和解决。明确了这一点，进行制度建设就会降低国家的制度运行成本，也会降低所有人的风险。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瞭望》：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将扮演何种角色？

　　胡鞍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并普遍认为优于目前美国和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体现了中国越来越成熟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大国，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危机的国际性应对并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安全稳定的战略考量，也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软投资。

　　从我们自身来讲，中国的信心来自于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来自于13亿人民。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2%（扣除物价因素上涨幅度为14%），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对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充满了信心。

　　《瞭望》：但是你也有一种担心？

　　胡鞍钢：扩大内需为提振经济增长的信心注了强心针，但是如果方向把握不好，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从而导致好事变成了坏事。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生态赤字严重等问题。如果只顾眼前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原本已经存在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就有可能被忽视掉，如果在这次扩大内需的工作中，盲目上马项目，无视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不仅无法完成“十一五规划”的预定目标，还有可能为未来埋下极大的隐患，严重阻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坚持拟上马项目的环境评价制度，加强监管监督；必须避免猛干一阵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重新来作调整。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点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措施，来把握好新一轮投资的方向，将扩大内需引导到民生建设、生态建设等领域去，避免带来新一轮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扩大内需，只有以富民为宗旨，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兼顾，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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