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古已有之，广州律师业史上的兴衰变迁和奇人轶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的追忆，不妨从1949年说起。
新中国建立初期
广州律师出现供不应求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根据全国的统一规定，广州市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和定罪量刑，主要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并由广州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军法处宣判，工作方式主要是依靠和发动群众。
转折发生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广州根据《宪法》精神，于1956年7月19日，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在中山四路组建了广州市法律顾问处——顾问处共有15名律师。
出人意料的是，律师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广州市法律顾问处成立后，每天都有许多人排起长队要求聘请律师。由于律师人数有限，只能实行类似于医院的事先排队领号的办法加以疏解。于是，有的当事人为了能请到律师，天还未亮就起早到法律顾问处门口排队等待开门领号。当时，律师业务主要是刑事辩护、法律咨询解答和少量的侨房事务等民事代理；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合同纠纷等其他类型的诉讼代理、非讼法律服务，几乎没有。
当时的律师服务收费按司法部发布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执行：一审刑事案件，收费不得超过20元。至于在那个年代几乎不大可能出现的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收费不超过10元。
改革开放之初
律师每月工资230元
王波的人生堪称完美，大学教师、国家干部、律师，从学界到政界，再到所谓的“商界”，他一一涉足。1983年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在中南政法学院当了3年的刑法学老师；1986年，他又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攻读刑法研究生，1988年毕业那年，机缘巧合，南下羊城。
当时，广州市司法局计划为广州补充一批有法学研究生学历的新鲜血液，司法局政治部为此专门远赴西南政法大学物色人才。有读者可能会问：律师怎么是由司法局招聘的呢？——这还得从1979年广州率先恢复律师机构的事说起。
解放后，广州市法律顾问处的主管单位，曾经随着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广州市司法局的设立，一度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归口、理顺到广州市司法局。1958年春，广州市司法局被撤销，法律顾问处被精简，除两人留守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
在广州市法律顾问处名存实亡后的第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寒冬后的一阵暖风，吹融了意识形态的坚冰。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批示：律师制度的恢复“首先在京、津、沪、穗试点”。同年底，法律顾问处作为事业单位恢复工作，其主管机关是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是“国家干部”。
王波1988年南下广州时，广州刚刚成立了律师协会。当时，广州市司法局属下共有6家国办律师事务所，王波被分配到了“广州第二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国办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模式类似于法院和检察院，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们一样，每月领取固定工资，王波的月工资约为230元。固定工资之外，还有季度奖，根据每名律师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发放。王波清楚地记得：一等奖150元/季度，二等奖120元/季度，三等奖100元/季度。能力强、工作勤奋的，与能力差、工作懒散的，每个季度的额外所得仅仅相差50元。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基本一个样”，律师们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对职业的热爱。
上世纪90年代初
律师费仍归集体所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走越快，但律师作为必不可少的为改革开放服务的行业，却仍然寄生（或曰“被囚禁”）在体制制约之内。一个极具说明力的观察点是：当时代理一宗刑事案件的律师费仅为50~100元；而在1956年，这一价格为20元。整整35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律师费却没能根据供求关系和老百姓的收入增加而跟上步伐。不仅如此，由于律师是个“铁饭碗”，这笔低廉的律师费还不能落入律师个人的口袋，他们领取的，仍是固定工资，律师费归律所所有，“有些类似于集体经济”。久而久之，对于这种严重背离律师业自身规律的体制，律师们心生抱怨，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律师职业作为倚赖智慧和经验的高知识性行业，应该脱离行政化的管理，这才符合国际惯例。
体制的瓶颈，更大地体现在整个司法架构对境外人士的缺乏公信力上。王波回忆说：“当时，广东已经来了很多港澳商人，于是，问题出现了：律师是国家干部（我们律所的所长是处级干部；我作为诉讼仲裁部的部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法官也是国家干部，检察官也是国家干部，大家都是国家干部，如何让港澳商人真正信任我们？”
激励机制的失效及公信力的困局，终于在不久后的1993年催生了广州律师体制的重磅改革。
小平南方谈话后
“合作制律所试点”破土
1992年春，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全国上下涌动起一股强劲的改革开放春潮。王波反反复复、一字一句地细读了《南方谈话》，“当时读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越读越兴奋，王波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方向”。大脑中的理论细胞告诉他：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步伐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律师行业将迎来明媚的春天。王波坦言，当时虽然已经从业4年时间，但对于国外律师行业的发展情况，他几乎一无所知。他只是感性地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王波的判断没有错。1992年9月，广州市司法局出台了《广州市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办法》。1993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了“广州金鹏合作律师事务所”和“广州万通合作律师事务所”。其中，金鹏合作律师事务所正是王波的创业成果。
既然是“合作”律师事务所，就不能单干，得有合作拍档，王波找了同在国办所的易民胜律师，司法局领导当时要求必须再从外系统找两名研究生学历的律师加盟，方才可以开办合作所，王波想起了他的两位朋友，他们都在效益很好、收入很高的国有企业就职，要说服他们陪自己一起“下海”，需要费上一番口舌。王波先是策反他们：“在企业，你们的法律才华很难施展”然后又畅谈了自己对于律师行业前景的乐观态度：“律师业作为朝阳行业前景肯定会越来越好。”最终，他的两位同学决定跟王波一起闯江湖。
律所“公改私”
公章还特意刻上“五角星”
推行试点工作时，“律师事务所”前为什么要挂上“合作”二字？为什么非得拉上两个同伴才能创业？王波回忆说，这是因为那个年代全社会的观念都还不够开放。前缀“合作”二字，是广东省司法厅出于好意而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这对改制后律师顺利开展工作有利——“合作”二字，给人以集体所有制的感觉，老百姓容易接受，堪称戴在新一代律师头上的“红帽子”。这种出于好意的保护，在深层次上也反映了改制之初主管部门观念更新的相对滞后，他们对“私”仍然持谨慎态度。金鹏合作律师事务所开业前，王波给客户们发去了盖有金鹏律所公章的文函，广州市司法局的领导知情后，郑重其事地给予了批评：“都没经过公章启动程序，怎么能随便盖呢？”
根据国办所公章的设计图案，王波照虎画猫地在律所的公章正中央上加刻了一个“五角星”，这让公安局的同志很是为难：“你们是合伙制的私人企业，又不姓‘公’，不允许再用五角星了。”王波辩解说：“我们是改制的试点，别的没改制的律所的公章都有五角星，唯独我们没有，老百姓会认为我们不够正统，这不是不公平竞争吗？”
金鹏律所开业之初，只有4名律师和两名后勤，人手严重不足。但纵观广州律师界，绝大部分律师都还在原有的国办所上班，要想吸引他们“转会”，就必须先说服他们辞掉原有的“铁饭碗”，难度很大。于是，金鹏律所陷入了招不到律师的困境，王波和他的拍档们只能“又当老板又打工”，虽然“举步维艰”，但业务稳步拓展，个人收入也水涨船高。
在金鹏律所等几个律所试点成功后，1994年，广州市开始全面推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原来直属于广州市司法局的所有国办所，全部实行了向合伙所的改制。这在广东，是最早的；在全国，则紧随北京之后。1995年，广州律师界完成改制，金鹏律所作为合作制的试点，也完成了由合作制到合伙制的二次改制。
至此，广州律师业已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
苦心奋斗20年
见证广州律师业艰辛改制
王波已经来广州20个年头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金鹏律所至今已由当时的4个人发展到90人，由“寄人篱下”的40平方米的办公室发展到自己购置的1000平方米的办公楼，王波无比自豪。在这20年的时间里，珠三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波接手的业务，也不再是当年那样清一色的刑事案件。在金鹏律所去年的营业收入中，约有五成来自公司并购、房地产业务和知识产权等非诉讼业务。
王波代理了许多大案要案，其中有不少重要官员的受贿案件：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受贿案、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广润受贿案、原南海市委书记陈仲元受贿案等。一系列的为贪官辩护，成为王波职业生涯的一大亮点，也招来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质疑：“为什么总给贪官辩护？”王波丝毫没有受到这些质疑的影响，他说：“如果一个坏人生了病，医生应不应该给他治？给他们辩护，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官员身份。判定这名被拘留的官员是否有罪，得靠证据说话。如果没有律师用专业知识作出的辩护，公民的权利就存在被公权力损害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是守护公平正义的重要角色。
人物简介
王波，1983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1988年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毕业，是全国首批获得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现为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法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曾获“全国优秀律师”和“广州市十佳律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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