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久镛先生是第一位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法学家，从1994年担任法官起，后任副院长、院长，到如今依旧坐在审判第一线。史法官已在国际法院工作了15年，是中国人在国际法庭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大法官。
15年工作在国际司法的最前沿，30年里更感知着中国法治历程的巨大进步与发展。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史久镛大法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史久镛大法官担任院长期间，曾主持审理了以色列修建旨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隔离墙案件。
当时的情势在国际上是一触即发，最后提交到国际法院审理。法庭审理时的气氛也是非同寻常，全球350多家媒体记者云集庭审现场，卫星向全球转播庭审实况。能否作出一项公正和令世人信服的判决，国际法院的裁决被置于了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之下。最后，在院长史久镛的主持下，国际法院作出了撤除隔离墙的判决，以司法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当日更是通宵达旦地庆祝。后来在一个场合，沙特阿拉伯的大使特地跑过来对史法官说，中国最公正，你是我们的英雄。“我向你担保，今后你到我们阿拉伯国家，无论去哪国，你都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史法官说，他不是英雄，守护公正是一位法官的天职。在这个案件中，连美国法官也投了赞成票。但作为一名中国籍法官，能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贡献出中国人的智慧与才干，他感到荣耀。
忆及中国法治30年间面向世界的开放与发展，史法官不甚感慨。作为一名国际法学家，史法官回忆说，中国的国际法学说，上世纪50年代学的是苏联老大哥，后来则长期与世隔绝，荒芜至几乎灭绝。改革开放之初，当中国人重回国际司法机构时，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几乎是一无所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法学说像中国的法学发展一样，也是追着世界的脚步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史老同样感慨的是，这些年里，中国法学界在强调借鉴、接轨的同时，对中国法律人自己独创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淡漠了，乃至不大提及了。史法官坚定地说，中国人对国际法的贡献中国法律人自己理应坚持。
史法官举例说，在国际法的承认学说中，国际“通行”的学说指既存国家以一定方式对新国家或政府出现这一事实的确认，多强调承认是既存国家(承认国)对新国家或新政府所做的单方面的行为。宣告说同时认为，国家的成立与它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并不依赖于任何国家的承认。所以承认只是一种宣告的行为。但是以中美联合公报为代表，中国人曾提出了双边承认说。史称的中美关系的三个重要的纲领性公报，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到《八·一七公报》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双边承认说。在这三个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对美利坚合众国予以承认。史法官说，双边承认说，是中国的一大创造，是中国法律人对国际法理论的贡献，也曾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现在我们自己反而不大提及了。今年以来的国际许多热点问题，如科索沃的独立、南奥塞梯的独立问题，都涉及到国际法上的承认，现在来看中国提出的双边承认说，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在30年这个回望历史的重要节点上，除了总结中国法律界追逐世界的步履，那些中国法律人的智慧、创造同样不应该被忘记。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的中国法律人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是应该有雄心和信心为全人类的法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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