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改革开放特别报道(二)

　　《瞭望》文章：激活“第一资源”

　　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起伏始终与中国的整体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张芝云

　　很难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如知识分子群体一样，在短短30年间便完成了从“臭老九”到具有明显社会主体意识、受人尊重、掌握主流话语权阶层的嬗变。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一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士”阶层，其命运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和提升，均源自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整体命运的改变。

　　政治解放实现地位跨越

　　将历史的坐标拉回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经过“反右”和“反右扩大化”，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打击；十年“文革”中，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更是登峰造极，知识分子被“踩在脚下”再“踏上一万只脚”，成了“臭老九”。

　　当中华民族走到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其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1977年5月，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年8月他提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当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知识分子群体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十分感慨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等于是将知识分子群体整体抬升到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中了。在当时，高层能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很大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扭转，知识分子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的改革也不可能形成今日的成果。”

　　而这只是知识分子命运改变的开始。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史无前例地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入宪法，知识分子得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强调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樊锐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建国初期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开始形成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

　　此后，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开始逐步形成，知识分子获得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声望，知识精英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四光、陈景润等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知识分子终于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帽子，结束了“总是挨骂”和被置于被“改造”地位的历史。

　　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科技、教育的发展放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从而把知识分子摆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使其由社会主义建设的三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

　　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地位的“三连跳”式跨越，决定了这一群体从被改造对象转变为被社会尊重的群体。

　　随着时间的推进，群体政治地位的提升带来了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充。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1.4%；而2007年底，这一数字变为了6.2%，也就是说这一群体人数高达8000万。

　　不仅如此，知识分子的阶层范围也在扩大。如今，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干部、白领、企业主等各类社会阶层中都有知识分子的身影。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挣脱了‘成分论’的束缚，实现了大众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先生对本刊记者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论断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说明知识分子‘解放了’。而现在，从社会分层角度看，知识分子无疑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稳定的消费群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管理层，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带动着整个社会向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快速发展。”

　　经济松绑迸发财富创造力

　　在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于知识这一相对稀缺资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知识分子仍然被束缚在僵化的就业体制中，而且“脑体倒挂”问题严重。

　　1980年的一天，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被几个便衣请到了上海市检察院。原因是他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同时也接受了该企业付给的3300元酬金。

　　1982年春天，武汉181工厂的工程师、全国劳模韩庆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可他没有因此在单位获得厚待，反而在用这项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

　　“韩琨事件”、“韩庆生事件”的背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科技人才流动的禁锢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严格限定。“二韩”事件和“星期日工程师”问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1988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禁锢被彻底打破，“星期日工程师”、知识分子八小时之外从事第二职业成为合法。

　　随之而来的是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松绑。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支持和鼓励部分科技人员以调离、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到农村和城镇承包、承租全民所有制中小企业，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允许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取得合法收入，技术入股者按股分红。”

　　这项政策鼓舞了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下海”。一些科技创新者突破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放弃“铁饭碗”，在无政府投资、无国家编制的情况下，创办集体或个体科技机构，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探索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现在一些全国闻名的民营科技企业，有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兴办起来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到来，更使经济松绑后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展示才华、迸发财富创造力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民间流行这样的俗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个描述中国改革中特殊现象的词语——“脑体倒挂”，成为了那些年的流行词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旧沿用“文革”前制定的工资级别标准。在一些地区，1959～1969年毕业的助教月薪都一律是56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技术员一直也是56元，“实习期”长达十几年一直没有升职、提级；随着物价逐年上涨，实际工资逐年降低。

　　1989年出版的全国政协《学习参考资料》第四期刊登了南开大学陈荣悌教授写的《从脑体倒挂看四化和教育危机》一文，令时年90岁的冰心老人大为感慨。她在读后感《开卷有益》中大声疾呼，驳斥了“先经济，后教育”、“生产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的落后社会观念，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迫切心声。

　　知识分子的呼声得到了高层的积极回应。“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成为了当时中央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的基本思路。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系列旨在激励知识分子发挥优势的体制和制度开始建立。

　　1990年9月，《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使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作品的作者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同时，竞聘上岗、知识产权保护、各种奖励和表彰、特聘制度，各种国家、部门、地方、单位的津贴制度，各种跨世纪人才、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工程，各种基金资助，学术、学科评估制度，国内外文化或学术交流与学习制度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

　　樊锐说，特别是人才合理流动政策非常有意义，它逐步打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限制，使知识分子和用人单位有机会进行双向选择。到上世纪末，知识分子在择业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基本上消失，使知识分子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学术自由焕发百家争鸣

　　“改革开放之前，连‘问卷调查’这种现在司空见惯的研究方式都是不能采用的”，单光鼐对记者说，“因为它被认为是体现‘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一种研究方式。此类现象现在看来近乎荒谬，但却能真实反衬出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氛围”。

　　樊锐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曾有学者指出，1992年以后，官方意识形态从学术领域大踏步撤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指导思想，而是说对具体的学术艺术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再具体化为意识形态标签，去直接干预和裁决学术观点和争鸣。”

　　现在，社会已经普遍认同了目前学术界的自由空气。

　　“现在学术界对于人民与帝王将相关系的认识，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历时4年多、专门立项研究“群体性事件”问题的单光鼐说，“我们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和标准来衡量学术问题，可以容许学术界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其社会机制和原因，进行反思，然后提出建议。”

　　学术自由的另一体现，是学科的恢复和学术领域的扩大。早在“文革”之前，政治学和社会学就在学科调整中被取消。而现在，这两大与“意识形态”关联颇多的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并且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学科。

　　学术自由氛围的形成，给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思想理论界的交锋和争论并没有停止。著名的有“雇工之争”、“社资之争”、“公私之争”、“私营企业主入党之争”，等等，这种争论甚至扩大到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社会思潮的碰撞。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学术氛围的宽松，允许知识分子在较大的空间内百家争鸣，不仅能够繁荣学术，更能服务社会”，刘春表示。

　　而在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背后，则是中国传统“士”阶层延续千年的关注国家、社会、百姓的特性。“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随着地位的提升和学术自由的扩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体意识日益增强。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被定义为‘毛’与‘皮’的依存关系，那么现在，知识分子已经能够掌握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左右社会舆论。知识分子正在作为一个主流的社会群体出现，展示其巨大的力量，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单光鼐说。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学术自由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各种集团势力也在诱惑和动摇着“象牙塔”的纯净。一些学者不能够秉持学术上的独立性，被各方利益所左右，价值观上出现了混乱，在市场化中迷失了自己。“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必须严肃正视、坚决反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单光鼐说。

　　群体利益源于国家利益

　　1957年，正是中国“反右”运动的开端。就在那一年，陆学艺考入北大就读。他笑言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无事可干，“逍遥了十年”。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就“一路忙了30年，直到现在都70多岁了，还在忙，每天都紧张得很”，陆学艺说，“不光是我，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忙，大家都有事情做而且也愿意做，这反映出了国家的客观需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软实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改变，是由中国不断谋求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纠错和落实政策，完全转向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其核心就是人才问题。知识分子政策被整体纳入到“人才强国战略”之中，与“科教兴国战略”相互辉映，使知识分子的群体利益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2001年8月，中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为新世纪知识分子政策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成为全面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3月推出的“十一五”规划(草案)提出，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樊锐谈到，到20世纪末，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一度影响中国政治与社会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基本消解了。如果说，在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存在着知识分子问题的话，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而主要是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了，就如同“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人才强国战略，更多地是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是知识分子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在改革开放30年之中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单光鼐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知识分子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使他们可以更及时、更深入地发现社会问题，“比如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提出了新人口理论，张志新‘文革’初期就提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断等，这说明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矫正发展方向，对国家的发展大有裨益。”

　　陆学艺说，知识分子的群体特质是文化精英，他们的文化基础好，努力勤奋，这符合竞争性社会中“鼓励上进”的价值取向。因此，在成分社会中被束缚的这一群体，一旦进入开放性、竞争性的社会氛围，便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向上，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同时，这一群体的命运也与中国核心竞争力、软实力的提升需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惜时势。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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