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19日讯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员杜平的文章《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支撑点》,文章分析,过去六十年的世界秩序一直以美国为核心,也一直由美国为主导。这一秩序有两个支撑点,一是美国自己,二是西部欧洲。
因此,二战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欧洲,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随之变成了支撑国际秩序的主要架构。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在某些事务中被美国所借重,但总体上它们只是舞台边缘的配角。中国不属于西方阵营,在很多时候甚至被视为威胁,因此它距离西方主导的世界舞台就更加遥远。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美国虽然在国际战略上重视亚洲,但并没有把亚洲视为外交政策的重心。
欧洲支撑点的实力削弱 但是,最近若干年来,欧洲、美国和亚洲三个地区的实力对比已经显著改变,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此消彼长。结果,欧美已经变得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和面对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世界事务和国际格局。
欧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框架之所以无法有效管理新世界,首先是因为它们当初对付苏联的反应模式,无法套用到其他国际事务中。苏联解体之后,欧美联手实施的政治遏制、经济孤立和军事打压等措施,曾经比较成功地应用于科索沃战争中,但却一直无法扩展到全球事务的有效管理中。
二是因为欧美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合作机制正在失去生命力,双方联手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和效率都在减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统领和控制欧洲的关键工具,也是辐射其影响力的主要渠道。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功能已经明显衰退。为了延续和维持生命力,北约试图将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囊括其中,继而试图向中亚扩张。但是,由于欧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最敏感地带,致使北约再也不能借助欧洲这个舞台,来遥控和影响全球事务。
三是因为欧洲的经济实力已经今不如昔,致使它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在下降;美国也处于巅峰过后的走下坡状态,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已经变成巨大的负担。欧美实力的同时减弱,意味着它们的战略目标会随之收缩,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也必然会减弱。
四是因为世界局势已经呈现出欧美未曾预料的崭新形态,包括新兴国家的崛起,包括无处不在的反西方恐怖势力,更有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新事态及其后续结果,是欧美合作机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陌生事态,更是它无力应付的。
美国必须寻找新战略伙伴 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是世界的中心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至少在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稳定作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取代的。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够公正、合理,但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革,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但是,美国已经不能独自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担,而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等棘手问题已经使之变得疲惫无力,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也失去了热情和动力。布什政府当年还有能力推行单边主义,现在即便有这种冲动,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美国一直倚重的欧洲,英、法、德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已是自顾不暇。加上欧盟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分歧,更使各国的决策和行动缺乏效率。欧洲不只是缺乏有效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其政治意愿更受到内部事务的羁绊。
因此,美国必须寻找新的战略伙伴,与之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分享管理世界事务的地位,并且平等地协商制定各种游戏规则。既然不能继续指望原来的盟国,既然美国不能独自管理世界事务,那么,借助新伙伴的力量,就成了必须作出的选择。
在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近八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尝试与中国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只是为了双边层面的合作,而且更着眼于共同面对全球事务。在此过程中,美国把中国的角色定为“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成为美国“负责任的”伙伴。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建立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高层对话机制,一是外交部长级的战略对话;二是副总理级别的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撇开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心态的差异,务实而又有远见地摸索着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新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还远未形成,但双方的政治意愿是明确的。假若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双方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跨越太平洋的双边合作架构,以弥补乃至取代欧美之间传统的大西洋架构。
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首要任务之一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之二是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两大任务与中国的发展目标不仅并不矛盾,反而还有很大程度的重叠。
名副其实的"利益攸关者" 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市场,美国经济的好转无疑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同样符合中国稳健的发展目标。过去三十年,中国实力一直在稳定增强,外部原因之一,就是与美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同时也得益于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
因此,与美国一起共同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避免世界局势出现群龙无首和大逆大反的动荡局面,对于正处于“顺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显然是最有利的。昨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可解释为对维护国际秩序的再次承诺。
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包括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这些差异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双方开展全球合作的障碍。相较于那些与美国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欧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许确实会遇到更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能找到相反的先例。自尼克松以降,美国历任总统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克服或忘却了这些障碍,从而实现了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既然在过去相互为敌的时期都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理由怀疑现在和将来就不能做到。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需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需求。简单地说,没有相互支持与合作,中美两国所追求的某些全球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
与过去所有前任相比,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政治成见应该是最少。因此,在对华关系上,他更应该早日拿出远见、胆识和决断,挣脱传统地缘政治和外交思维的束缚,把推进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目标。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