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054名村民、429户人家的翻石渡村，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一个富裕的村庄。新建的别墅风格的农家住宅楼，一排又一排地整齐矗立着。该村村支部书记任飞龙告诉记者，就在上个月，他还在为村里旧村改造、新房分配的问题，忙活得“焦头烂额”。
翻石渡村从2004年开始进行旧村改造，但在新房分配问题上，村民代表和一些村民产生了分歧，一些村民找上了村委会。
“建新房时，村里贴进去了不少集体资产，大房子和小房子一个价，有失公平。
”村民代表也不甘示弱。
双方吵得面红耳赤，无论任飞龙怎么说，总是有人不服气，任飞龙找来了村法律顾问王定康。王定康一面安抚气愤的前来吵闹的村民，一面耐心地向村民代表们作法律解释。几经协调、说理，村民代表们同意了调解方案。
“村里的事情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决定的，但大家都是庄稼汉，制订的政策有时会违反法律。有村法律顾问给我们把关，不仅我们心里踏实了，村民们也都心服口服。”任飞龙感慨地说。
任飞龙的感慨源于宁波市实施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工程。
农民也有了法律顾问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中有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经济合同等方面的纠纷不断增多，而一些村干部对涉法纠纷往往"把不准脉"，使得一些原本简单的问题，因"用药不当"而激化了矛盾。”谈及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原因，宁波市司法局副局长汪如坤直言，“农村发展对法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是应时而生”。
2007年初，宁波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随后，宁波市司法局出台了《宁波市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意见》，2007年9月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正式在宁波全市拉开帏幕。
“这项制度原来叫"一村一律师"，后来改为"一村一法律顾问"。”宁波市律师协会会长童全康介绍了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发展过程，“"僧多粥少"是改变的主要原因”。
宁波市共有行政村2650个，制度推行之初，全市律师事务所只有81家、律师723名。根据“一村一律师”的要求，县区的律师人均要承担近10个村的法律顾问。面对村庄数量多而法律服务资源少的矛盾，宁波市司法局将76家基层法律服务所的435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也列入法律服务队伍。
服务队伍的壮大，并不意味着工作可以顺利推进。根据意见规定，法律顾问将义务为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和经济困难的村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帮助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合同、协议、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
这让不少律师心里泛起嘀咕：有人觉得为农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是领导为了政绩搞的“面子工程”，既然不收费，只要应付就行了；有人认为农村干部、群众法律意识低，对法律服务需求可有可无，做得再多也是“吃力不讨好”；还有的人嫌农村路远、不方便，怕影响自己其他的业务······
“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无疑会严重影响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有效开展。”律师协会童会长表示，要防止法律顾问“图形式、走过场”现象的出现，重在制度的配套。
宁波市司法局专门出台《宁波市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规程》、《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其中规定“法律服务人员为农村提供法律服务事项，每月至少联系一次”；“做到一村一卷，一事一记，一次一记，一事一档”；“对顾问单位不满意的法律服务人员，要及时予以更换”。
“重视公益性法律服务，是宁波律师的传统，而宁波实施"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更是走在了全国前列。”宁波市律师管理处处长王明珍介绍说，截至2008年9月，宁波市2650个行政村已有2328个行政村建立了法律顾问，覆盖率达87%；同时，这一制度又被推广到街道社区，宁波市434个社区已有268个社区建立了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达61%。
“律师就在身边” “一开始，村民们对于这种不花钱请律师的好事总有点不敢相信。”镇海区澥浦镇沿山村治调主任说，2008年5月份，村里要建造垃圾场，引起部分村民抵制，法律服务工作者顾安荣将情况反映到宁波市承信法律服务所，并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村委会根据顾问的法律意见，顺利开展了垃圾处理场建造工作，事后村里干部和群众都很满意。“这件事，让我们觉得法律顾问不仅管用，而且是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改变了村干部以前认为免费顾问只是摆摆样子的看法。”
有了驻村法律顾问，村里集体经济发展多了一个“高参”。余姚市梨洲街道南庙村，近几年每年有三四百万元标的工程需招标，但由于操作程序过于简单，村民们很容易与村干部发生纠纷。法律顾问到来后，不仅参与招标合同的拟制，还指导村干部依照法定程序实施，一些村民说：“这样做给了广大村民一个明白，也还了村干部一个清白。”
“中国人认为打官司是件很大的事情，是件很遥远的事情。老百姓打官司、请律师，一般是请不到的，是要花大价钱的。而现在，法律顾问就在他们身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咨询，非常方便。”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春丽深有感触地说。
或许，这样一组数字化的表述更能见证“一村一法律顾问”的良好效应：经2008年9月份统计，宁波全市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担任农村法律顾问和社区法律顾问中，共参与修订涉法文书1330件；处理群体纠纷464件；参与调解纠纷1148件；组织义务法律咨询2560场次。
李春丽点评出数字背后的深刻内涵：一方面，老百姓零距离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取得了“小矛盾不出村就地解决，小纠纷不积压及时解决”的良好社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律师的“宣传员”、“调解员”、“公正员”角色，也架起了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
政府资金支持 法律顾问长驻农村 在翻石渡村委会综治室门口，“农村法律顾问公示牌”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牌上写着法律顾问的姓名、联系电话、监督电话以及五项法律顾问的主要服务形式。房间内，一张办公桌、四张红漆椅子，这是法律顾问于红飞的办公室。每月10日和20日，于红飞都会到这里接受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们的法律咨询，其余的日子，村民们有事都可以和于红飞电话联系。
回顾一年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这个留着齐肩短发、性格爽朗的姑娘迸出的第一句话是：“工作量很大，压力也比较大，但能为村里答疑解难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经常接触工伤劳动案、离婚案，调解邻里纠纷，于红飞已深得翻石渡村民的认可，她笑着说：“村民们把我当成了"110"，经常深更半夜还打电话向我咨询。”于红飞很感谢村民们对她的信任，但她坦言不少村民将法律服务的概念搞错了。村里老百姓的事都由法律顾问“包干”，这让她有点“吃不消”。
与于红飞的“热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法律顾问抱怨自己常坐“冷板凳”。有律师反映，有的村干部认为农村工作主要凭经验和村干部的人格魅力办事，对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不理解。有的村干部干脆说：“市场经济自管自，赚到钞票真本事。”害怕法律顾问介入后，以后的事更难办，人更难管。
村民的曲解加大法律顾问的工作量，村干部的排斥让法律顾问寒心，虽然这只是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但其妥善解决不容忽视。
走访中，一些村民们说到“以前遇事"投医无门"，现在有事"律师上门"”，但也有人表示担心，“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会不会西北风一吹就过去了？”
“宁波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一定可以扎下根去。”让司法局汪如坤副局长如此充满信心的原因在于，“一村一法律顾问”采取了“政府花钱买部分服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出力尽部分义务，广大农(居)民免费获得部分法律服务”的独特模式。
宁波市政府规定，对市级重点扶持的206个经济欠发达的行政村，按每村3500元标准给予补助，同时要求各县(市)区，对本级经济欠发达的行政村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助。其中，鄞州区还印发了《鄞州区农村法律顾问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村法律顾问经费补助对象和标准：列入区级重点扶持欠发达村每村3500元；其他村每村2000元”。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不是纯粹的司法引进工作，区政府起着引领、推动作用。要防止长期免费法律服务消磨律师的服务积极性，区政府的资金支持很关键。”鄞州区司法局局长王宁非常强调政府资金支持对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长效机制的重要性，“鄞州区政府今年投入了140万元，明年还将投入140万元，确保"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长效推行”。
政策制订是前提，制度落实是关键。“虽然有资金扶持的规定，但配套落实情况还需加强。”汪如坤坦言，“宁波的做法在全国是第一家，已经引起了浙江省有关部门的重视。省里打算以"乡村法律顾问制度"形式在全省推开。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将不断解决、完善，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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