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性政府”解释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原因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当我们回顾中国成就的时候，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所做的工作，与华盛顿共识，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相比较的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过去30年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

　　1）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我们过去30年从没有发生过高通胀，最高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4年，是24％，同别的国家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通胀相比，我们做得很出色；

　　2）我们在过去30年没有进行很多纯粹的再分配，而是通过公共投资在国家内部调配资本和资源；

　　3）在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

　　4）产权私有化、取消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都已付诸实施；

　　5）保护知识产权，至少是在朝此方向努力。

　　所以如果对照华盛顿共识，或者威廉姆斯关于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的提法的话，应该说中国做得非常不错。

　　因此，或许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但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中国获得了成功？对此，我想只就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政府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发展早期尤为如此。

　　讲到政府，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观点是，中国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是集权政府，在国外国内都有人持此观点。但我认为这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首先，这不是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都有经济增长。近期的例子是印度，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快，虽然没有中国快，但在过去17年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增长。其次，这不是充分条件，有很多集权的国家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改革之前比现在更加集权，但那个时候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

　　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中性政府”指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它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贪婪，但是它不像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那样贪婪。如果政府要从事贪掠的话，它必须和某个群体结盟，就像苏哈托和印尼的富人合作一样，作为回报它要分一些好处给这些人。如果政府是中性的，则它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结盟，只会增加它失去政权的风险。这样同利益集团结盟对它而言就没有任何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它就会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要求再分配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有些群体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在拉美地区，总是少数精英统治着国家，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因此老百姓非常痛恨精英阶层。如果社会各个阶层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话，各个群体要求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小，这样，对政府来说，把力量集中在整个社会的长期的福祉上是值得的。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阐释为什么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

　　一个例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1995年到2005年之间开展的。在这10年间，大概有4000万工人失业或者是不得不再就业，这对党的执政基础构成了很大的危胁，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我想这样规模的国企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上你是在跟被认为是支持你的人作对。但是中国政府完成了产权改革，同时给这些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谐社会”是另一个例子，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过去30年中盲目的“发展中心论”的纠正。

　　如果我们只就一时一地来观察中国政府的话，我们往往发现它是一个有利益偏向的政府。但如果我们从长期、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政府确实表现为一个中性的政府。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得不时时应对新的局面，不得不随时采取的新的战略。

　　政府变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只讲一点，就是平等。如果一个社会非常不平等，政府的最佳策略就是和最有势力的群体结盟。如果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的话，如果政府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群体结盟，另一个政权就可以通过与其他群体结盟的方式来把它颠覆。因此，社会平等将引导政府保持中性。这里，我们要区别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前两类不平等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后一种平等指的是由社会制度、社会教条造成的非正式的不平等。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革命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

　　我们总是说中国很特别，中国有特色，总是把中国和西方进行对立的比较，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与西方，或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过去30年中，中国做的其实就是在不断重复或者照搬其他国家在过去300年中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说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中国当作全球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我们才能够发现其借鉴作用，如果总是强调中国有多么独特，多么有特色，则其经验对其他国家将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葛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