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 心理变迁比视觉变迁更深刻

　　亲历中国的改革开放 心理变迁比视觉变迁更深刻

　　：：作者　［美］　Peter　Ford

　　：：译者　古雷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中国30年的变迁进行了一系列报道，选择了6个普通人讲述了自己在30年中的故事。

　　从我办公室阳台往外看去，烟雾弥漫中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点：30年前它们不在那里。但中国问题观察家拉塞尔•利•摩西表示，过去30年来，其实“中国人经历的视觉变迁，不如心理变迁那么深刻”。他说：“现在，大家想的是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可以改变，而不是什么是不可能的。”

　　那些过去30年没有生活在中国的人，就不能指望他完全理解自从邓小平使务实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成为政府的指导方针后，这个国家发生的惊人变化：为新的企业、大量新媒体以及私有财产观念的引入铺平了道路。

　　甚至这整个进程的见证者回首过去时，也觉得这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有点不相信自己居然会生活在这里。同样，30年前在这一周开会的中国官员们（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知道他们将把国家带向何方。邓小平本人曾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他的继任者保持的一种谨慎的实验性方法。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享有的生活和个人选择，都是他们的父母不可想象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曾是最高档的耐用消费品，而今天，城市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一年更换一次手机、买电脑或省下钱买汽车。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中国政治的杨大利教授表示：“以前，一切都是政治的。政治局开会讨论提高一盒火柴的价格。现在，政治的领地已经缩小，个人自由的领地扩大了。”

　　“现在的东西那时我们一样儿都没有”

　　以前在生产队干活时，康学吉（音译）说她最不堪忍受的就是喇叭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膝盖上逗着孙女，她说，每天早上8点钟“生产队队长就会吹响喇叭，要我们去地里干活”。

　　那是公社的集中管理年代，此后政府取消了这种制度，并且让农民自愿租种土地。如今，康女士笑着说，“我们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她坐在自家院子里，一口金牙熠熠闪光。现在村民收获的稻谷量是毛泽东时代的3倍。

　　变化出现在1982年，中国政府启动了“改革开放”，农村地区掀起了一场革命。康说：“我们队长开了个会，告诉我们新政策是多劳多得，人人都很高兴。”第二年收获就翻了一番。“今天，甚至猪都比我们当时吃得好，至少它们吃得饱。”康如是说。当时，村子里几乎没有钱的概念，每户人家都靠劳动赚取工分领取稻米，他们分到诸如油或糖等生活品的供应卡。

　　如果说康学吉对过去30年来生活改善感到满意，部分原因在于她从一开始就物资匮乏。“现在有的东西我们那时一样都没有。”她说着往孙女口里塞了一块猪肉。真正让他们生活得到改善的那些东西——电视机、冰箱以及老两口住的两层楼、7个房间的灰砖房，是他们出门到东部沿海打工的孩子寄回家的钱。康解释说：“钱不够，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中国政府如今正设法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那里仍生活着7．5亿人。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意味着合并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更多年轻人将更少的家庭用地租出去，到城市寻找更赚钱的工作。

　　康表示她自己愿意“出去”到工厂干，但“谁会愿意要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所以她待在家里，照料她的蔬菜花园，照顾孙女以及跟村里的其他老人聊聊天，再也不用担心喇叭声的滋扰了。

　　“我们的餐馆小，但对国家是大事”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家私营餐馆的所有者，郭培基对国家经济转变的结果感到满意。这位老人笑眯眯地说：“我富起来了。”

　　但他看上去不像，他仍然穿着当年大家都穿的那种黑布鞋和深蓝棉背心。1980年10月，他的街坊邻居就是穿着这种衣服，走进他那只有四张桌子的餐馆的。如今，餐馆已经扩大规模，但顾客是那些来自高耸的写字楼、衣着光鲜的白领人士。

　　中国政府在1978年12月宣布再次允许私营企业存在，郭培基那时是一家国有工厂的食堂厨师。他回忆说：“我只是上班、下班，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但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机会。”他和妻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单位找来一些建筑材料和家具，拿出积蓄装修了一个小小的厨房，并向女婿及媳妇们灌输一种新的服务型理念。

　　在1980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悦宾饭馆”是一个新概念，“国有餐馆的服务员也接受过微笑培训，但因为那不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因此影响了对顾客的态度。”当时悦宾饭馆的饭菜价廉物美，生意从一开始就很火，当地人和好奇的外国外交官都跑去品尝新中国的味道。郭培基如今大笑，“我们的餐馆是当时惟一一家私人餐馆，要几百张桌子才能满足所有想要来的人。”

　　邻居们当中一些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嘀咕声很快就没了。郭培基说：“这是政府政策，我是跟着政策走。”不久，他就不再是惟一的了，他的成功鼓舞了其他人。几年之内，他所在的区冒出了30多家家庭餐馆，不过后来大多数因为竞争而关闭了。按照《人民日报》的统计数字，如今中国有超过400万家餐馆。另据中华全国“我不敢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不过我们是最先开餐馆的普通人。然后全国都跟着开始了。”郭说，“我们的餐馆是小，但对国家是大事。”

　　“长鼻子”不再稀奇

　　“文革”期间，柯鲁在北京一家金属加工厂待了几年，制作4英寸导管的接头，这乍听起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柯鲁并非工业生产线上的一位无名之辈。少年时的柯鲁名叫卡尔•克鲁克（Carl　Crook），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生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如今他仍然生活在中国，但已经是一位中年商人。

　　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柯鲁不会生活在中国。他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年出生在北京，他的父母相信“新中国”，并来到中国工作。但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没有30年“改革开放”，他如今也不会生活在中国。

　　在柯鲁成长的时期，西方人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他和家人因此受到特别的注意。有时候，这没有什么大的害处：他和家人获准到乡下去的时候，惊讶的路人堵塞了街道。有时候则是灾难：“文革”期间，柯鲁的父母都被当成间谍关起来，而他则被分配到导管工厂。

　　柯鲁上的是中国学校，说普通话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并且还起了个中国名字，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他的外貌令自己与众不同，处处受到限制。他回忆说：“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5公里。当时，出北京的路上立着蓝白色牌子，上面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注明：未获许可外国人不得越界。”

　　那些警告早已消失。柯鲁的生活因“改革开放”而焕然一新，而他更为珍视的则是“开放”。他回忆说：“小时候，我总是明白自己是中国朋友的累赘，要是和我在一起被人看见了，对他们而言会是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介意的人，我总是很感激。”

　　他说，如今中国最令他感到高兴的一大变化是，他“可以和任何人交谈，中国人不再因和外国人联系而担惊受怕”。如今有超过40万人生活在中国，除非是在小城镇，“长鼻子”不再是稀罕物，这种对外国人的传统称谓已完全不用了。

　　柯鲁记得以前“外国人是被分开的，这样他们不仅不能与中国人太亲密”，而且外国人在特别商店和餐馆“花很多钱”。“而现在，在餐馆中国人花的钱最多，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回忆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国的影响也不那么害怕了。柯鲁记得，他每次从海外回来就给父亲带一台新的短波收音机，让这位年迈的英国人收听他钟爱的BBC，这在以前会构成“偷听敌台”罪。如今，柯鲁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在互联网上收听BBC，而且不必担心“隔墙有耳”。

　　“这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齐学武（音译）穿着白净的衬衫、细条纹裤、皮鞋，留一头长发，让人很难把他跟棉农联系起来。在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他父亲的地里干了18个月后，他在1999年收拾行囊，像其他1．4亿农民工一样，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不过，齐不像他的老乡一样，“出去”到繁荣的沿海地区的建筑工地和血汗工厂。眼界更高的他进了一所发型学校，他觉得这是通往自由的“门票”。

　　他成功了。他在许多普通理发店剪发、吹发，一路做下来，如今29岁的齐在深圳一家最高档的理发店工作。深圳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橱窗”。

　　自从1978年农民首次获准离开农村以来，他们出现在了数十万家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蓬勃发展。

　　齐的做法不一样，驱动他离开家乡的更多的是雄心而不是赤贫。他说：“我父母为了生存劳碌。但我这一代人想得远，我幸运地出生在这个特殊时代。”

　　他如今的收入是深圳普通农民工的5倍，“从没想过要回家”。跟一般农民工不一样的是，齐没有把收入寄给父母，他想通过投资房产使资金翻倍。近来深圳的市场下滑导致投资恶化，他不得不用一大部分工资来还贷。“我很想家，”他说，“但也许我大半辈子会待在这里。我跟其他农民工一样：没有人喜欢生活在深圳，因为家乡总是最好的。但没有人想离开这里，因为这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