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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在注射了麻醉及致死性药物后，安静地死去。
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这一幕发生在11年前。当时，《中国青年报》在1997年11月5日的报纸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该报道的副标题是：“罪犯在一分钟内无痛苦死亡”。
在全国率先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赞誉者称之为“人道”，反对者则认为“不枪杀不足以平民愤”。
时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孙小虹力排众议，坚持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此后，他从昆明中院院长直接升至云南省高院院长。在他的力主下，一项项开司法改革之先的举措相继出台，媒体称他为“改革院长”。
这位“改革院长”在任上，先后创造了国内法院系统的诸多第一：从建造被誉为“中国第一庭”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到率先对死刑犯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从首设法院执行工作局，到强调证据规则、改革裁判文书，他倡导和奉行的司法理念和实践，直接和间接地对其他地区的司法制度改革产生了影响。
记者殷红从1997年开始，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昆明：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测谎仪震慑中国罪犯》、《烟王褚时健为何没被判死刑》等报道。在此基础上，1999年1月19日,他又在本报《冰点》栏目中推出重头报道：《司法公正：神圣的天平》。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句流行语是相当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司法系统不满的一种流露。
对此，孙小虹认为：“这句流行语并非凭空编造，社会上认为司法不公正，往往是程序上出了问题。”
他说：“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司法界长期以来忽视了程序公正。如果法官的行为方式让人感到不公正，就会让公众不信任裁决的公正性。”
他常常告诫法官：有些细节不注意，社会上就会对我们有看法。比如，穿着制服进馆子吃饭，虽然是自己掏钱，可公众会误认为是吃当事人的。
为力保程序公正，他在云南省高院院长任上，对当时业内约定俗成的做法重立新规：离任法官两年内不得以代理人、辩护人身份在当地法院参加诉讼；限期要求16家在法院租房办公的律师事务所全部搬出。
殷红因为多次采访云南司法系统的改革，深知其中的利害。他说：“切断司法界利益均沾的链条。孙小虹这些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智慧和勇气的。”
1995年5月，云南省富源县4名农民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其后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以“抢劫杀人罪”，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期徒刑。后来等到真凶落网，才给予纠正，几乎酿成人头落地的冤案。
此案震惊各界，舆论哗然：“疑罪从有”、“有罪推定”，这让司法如何公正？
通过对“富源错案”的剖析，孙小虹指出：该错案源自长期以来的一种错误观念——执法者不是以证据来判定结果，而是根据嫌疑就推衍出“犯罪事实”，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司法审判长期以来遵循的诉讼准则。孙小虹却揭示出其中存在的误区：“事实”长期以来被片面理解为“客观事实”或“案件真相”，实际上，诉讼中法官对事实的认识是通过证据实现的，在法律意义上，“以事实为依据”就是“以证据确认的事实为依据”。
孙小虹的这一“再认识”见诸本报后，在司法界引起不小震动，被认为是对传统审判理念的“大胆突破”，引领了审判方式变革，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毋庸置疑，孙小虹在云南省高院院长任上，经历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判处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健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那是一场控辩双方有理说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有疑辩在法庭，自始至终公开而透明的庭审。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宣读了对“烟草大王”褚时健的判决书。该判决书分别展示了控方和辩方的证据和观点。
此判决书一出，国内刑法界八大泰斗发来电传称，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说理最清楚的判决书”。这也拉开了法院以说理为导向的裁判文书改革序幕。
因为在孙小虹看来：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不能保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司法改革不断涉向深水区。如今，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已被全社会公认为更加符合人道精神、更加体现了社会法治与文明的进步。从昆明中院当年首设执行局，到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更名为执行局，法院执行体制改革已全面向纵深推进。
一位法学界资深人士评价，孙小虹当年在云南省高院院长任上的一些主张及其力推的诸多改革，时至今日，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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