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逝世 曾发表文明冲突论

　　学术历程

　　1957年，刚到30岁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至于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就不必多言了。单是在中国，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就洋洋大观。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士兵与国家》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尊严。而军人，出于其职业的考虑，总是假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非理性和暴力冲突的永久性。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表达，因为他们视安全为天经地义；军人强调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然而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很少担心过外敌的威胁。国家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并非因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明智的政策，而只不过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罢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保护这些制度的动力与要求，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很难扎下根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根据情况的需要穿上又脱下军装，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军队与平民的分别，美国的宪法也没有特意强调平民对政府的控制。诚然，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亚当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美国面临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围，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在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现实主义以及对外干涉有所抬头，但是随着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义孤立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队一直规模很小，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没有扮演过太重要的角色。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因为它的中层军官们敢于做出大胆的决定，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捍卫自由社会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事实上，保守主义正是从古代统治社会的军事精英阶层中生长出来的。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十九世纪欧洲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使得各个阶层背景的人都能够晋升军衔，从而撼动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等级制的基础。然而在美国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威胁，因此军队反而变得相对孤立并逐渐培养起一种贵族精英气质。而自由社会越是指责军队，军队就会变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因此美国在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对旧大陆列强的争斗超然事外，俨然一个世界事务的孤岛。亨廷顿相信，造成美国难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伟大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也造就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种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削减军费，一方面又不时要求采取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在这里，亨廷顿看到了他所珍视的美国自由主义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消解军队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持续膨胀的要求也可能使军方借机坐大，最终导致自由社会的倾覆。但是，尽管美国自由社会与军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微妙关系，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办法在于界定军方的职责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军队以及军方提出的建议严格地控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因此，军人只有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应建议使用武力。如果他要为其他原因而战，包括人道主义原因，那么命令必须要来自文官领导。当时杜鲁门就为美国带来了这样一种新的秩序：在国内行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中行保守主义。而达成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平衡因素是企业界，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美国企业家认为国际贸易与多边条约比权力政治更为重要。在这里，亨廷顿明显受到了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影响，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商业和平主义的观点。

　　《士兵与国家》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迎接它的是一片批评与责难之声。甚至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政府学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许多同事也对这本书多有微词。1958年，哈佛大学停止续聘亨廷顿，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哈佛大学也没有续聘他)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直到四年以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科学界的明日之星，于是邀请这两人重回哈佛。布热津斯基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成为那里的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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