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他于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
在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忠于某些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然而，这些制度、组织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启蒙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本身又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并非由贫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却更加稳定。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之一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困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亨廷顿研究的一个重点。他指出，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产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问题。然而，腐败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无论如何，在否定旧体制上，腐败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那些贿赂警察的人要比那些捣毁警察局的人更加认同现有的司法体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并最终带来进步。与此同时，亨廷顿也承认现代化与腐败容易引起民众清教徒式的反应。后来伊朗革命的爆发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判断。
亨廷顿对于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颇有创意。他认为美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革命热情。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非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本地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斗争，而只不过是一场移民与母国的斗争。亨廷顿当然不喜欢革命，他认为革命残酷无情。一旦革命爆发，持续的经济匮乏就成了确保革命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要对付革命政权，用经济封锁的手段只能适得其反。“革命政权可能会被富裕搞垮，但它们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亨廷顿对改革的看法也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乐观。“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大革命总是随着改革而来，而并非由停滞和压迫引起的。”这是因为在不发达社会当中，改革的特征并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而是迅速和突然，后者也正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改革的计划一旦泄露，势必激起那些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改革者只能秘密操作，从一个议题跳向另一个议题，而成功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社会内部信息的隔绝上。
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让自己站在道义的上风，从而削弱对手，而不应当承担从内部改造不发达社会的义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亨廷顿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机会。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顿的谋划。此外，他还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对美苏关系作了总体性地评估，虽然当时苏联扩张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他们在仔细对比了美苏在武器生产、情报搜集、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实力之后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必定赢得冷战。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两年以及整个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间，这些建议都变成了现实。
在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新回到了校园，此时他的目光暂时从国外收回到国内，开始反思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独出心裁。亨廷顿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这在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当中并非什么新鲜东西，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十七世纪中期内战时期的英国、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新教徒大觉醒时期的北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都曾见证了这种“信念激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虽然经历了性解放和毒品泛滥，但是六十年代的抗议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些清教徒，他们对美国的制度不再能体现美国的理想而感到愤懑。对于美国的创建者们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之中正义必将最终战胜邪恶。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美国信念”落到政治层面表现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又与欧洲政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赞成“强大的国家”，而在美国，左派和右派都主张对政府权力限制。如果说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则抛弃了意识形态而祭起了道德主义的大旗。这种信念激情用一种无法企及的标准去要求政府和社会，因此它迟早会消退，并被庸碌无为的保守主义取代。尽管如此，亨廷顿还是认为这种信念激情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通过用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的高标准要求官员和制度，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定的进化而不必进行革命。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美国下一个信念激情期的主题将会是什么?“目前看来权力已经成为全球一体性的东西了，因此下一次信念激情的爆发也许会针对一体化的资本主义霸权。”看看今日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也许这个老头子又说对了!
如果说亨廷顿从价值观层面探索政治问题的努力始于《美国政治》，那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无疑是这一探索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关于这本著作，评介的书籍、文章早已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澄清的。批评家们往往指责亨廷顿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以文明来为国际政治划线过于空疏，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与斗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仅仅十几年以前，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朗和伊拉克还打得你死我活。还有人指出，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基本的行为体仍将是国家而不会是文明。其实，亨廷顿早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中就阐明了他对理论的看法：一个学者要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就必须进行某种概括，理论的作用不在于解释一切事实，而在于它能够比其他理论更好的解释某些事实。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解释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在书中说得明白，他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亨廷顿作为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从亨廷顿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来看，他表现了一位学者的很多宝贵品质：从不盲目追逐学术的“热点”，敢于去碰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麻烦的理论“钉子”。他的十几本著作告诉人们，一个稳定的学术席位不应该用来换取个人的声望和利益，而应用来自由地表达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大胆创见，从而为学术进步做出贡献。UK edition
在“9·11”事件后，作为“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的亨廷顿相当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目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这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亨廷顿一定还记得自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下的话：“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在我看来，亨廷顿在“9·11”事件之后的表态恐怕多半是迫于“政治上正确”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这倒也真难为他了!其实，对于亨廷顿的批评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驳倒乃至摒弃“文明的冲突”这一范式，而在于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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