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毒奶粉事件是否能够催生赔偿基金制度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社评]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日前透露，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2家责任企业愿意向患儿主动赔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22家责任企业还共同出资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

　　这一则稍稍有些迟到的信息，对于全国近30万患儿和他们的家长来说，也算是煎熬中的一缕欣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后续处理，核心不在于某一家企业的生与死，不在于某一个行业的荣与辱，而在于那些受损害的幼小生命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以及他们的家庭是否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人们对于三鹿之“死”的关注，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公平和正义的潜在监督。如果那些结石患儿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那么一个企业即便在耻辱中“死”去，也不可能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结石患儿获得赔偿的路径，要么依赖司法诉讼，要么等待行政协调。尽管司法诉讼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但是无论采用分别起诉还是集体诉讼的模式，旷日持久的审理程序都不可避免，而且患儿最终能否获得足够的赔偿，也还是一个问题。三鹿破产的清偿程序已经表明，对于受害者的赔偿只能作为未决诉讼，与一般债权一起列于清偿序列的最后。在三鹿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赔偿最终可能化为镜花水月。

　　由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责任企业制定的赔偿方案，则将赔偿事宜独立于企业破产程序之外，以共同分担建立了赔偿基金，这对于保证受害者利益而言，可能更具操作性和实际效率。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这份赔偿方案涉及的总金额在40亿左右，由政府和责任企业共同买单，政府负担26亿检查费用，其余部分由22家涉事奶企按比例分摊。很明显，三鹿承担的赔偿份额9.02亿元，是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的借款。也就是说，受害者并不需要与其他债权人一起去分割三鹿的破产财产，他们的赔偿款项已经在破产程序之外得到了保障。

　　由于尚未获知更详尽的信息，人们或许一时无从判断，这一赔偿方案到底能否让受害者满意。不过，它至少已经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解决路径。而且，这种由相关各方共同建立基金以赔偿受害者的做法，具有升华为制度以应对类似问题的价值。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于三鹿，却是乳制品全行业的丑闻，而且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奶源、生产环节，还与不到位的政府监管有莫大关系。多达30万之众的受害儿童，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责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赔偿基金模式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未实现时毋宁说是一种缺憾，在近年来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中多有体现。

　　建立赔偿基金的做法，想要成为一种制度，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很显然，此次奶企建立的赔偿基金，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做法。而一项基金要真正起到更普遍的权益保障作用，除了明确的目标之外，还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食品、药品安全的赔偿基金，不应仅仅是对某一特殊事件的补救，而应当立足于对此类事件的普遍防范。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以及强制保险或者征税之类更高效力的筹资渠道。

　　此外，赔偿基金并不是赔偿者单方面的事务，它需要受害者一方的平等参与，需要对全社会进行全过程的公开。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公平正义的制度结果。而且，无论如何，司法终裁都是保护权利解决纠纷的最后堤坝，赔偿基金制度即便建立，也不应当试图取代诉讼，以关闭受害者的诉求最终公正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