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到北京来参加蔡继明教授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感受很多，这方面除了教学以外，他还在开创，组建这样的新的学术平台，对推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交流会有很好的作用。第二，我十五年前到清华住过几天，这次是就地重油，给了我很多新的感受。
第三，今天到会的新老朋友、同行专家这么多，欢聚一堂，人年岁老了，对这样的一种场所，特别是在感情上很难集中，这种集中的教室包含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高兴，对未来咱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后继有人了，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是表达我们这么一个心情，同时我也预祝清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将来发展得顺利、成功。
我工作六十年，专门搞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五十八年，按道理来说，五十八年并不算短了，我应该对政治学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但是说老实话，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学科里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思想有些迷茫，所以我现在讲的一点，也是我的经历的一些印象和感受，包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跟大家交流意见。
谈起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究竟要怎么掌握，怎么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很多的层面，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掌握，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我更多的是从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层面来把握，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概括分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提出政治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又该怎么样理解，这个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更倾向于马克思在《政治学批判序言》里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都是遵循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但是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上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曾经做出一个精彩的结论，但是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他没有来得及研究。后来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前，这段时间研究过垄断资本主义，也做出过一些比较深刻的结论，但是他当时处在那样一个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看到的和掌握的资料毕竟还是有限的，因此，他并没有把所有的重要的结论都研究得那么清楚、透彻。列宁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又有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资本主义，怎么理解资本主义这一大堆问题，而且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我就提到这儿。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斯大林主持下集体编辑而成，这样的一本书大体是在1954年，在中国才开始学习，我1951年在北京跟着苏联专家学政治经济学，那是我第一次介入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接触的都是一些专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书，我想大概我们那批人，包括在人民大学刚成立的时候是最早接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批人，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但是搞到后来，最初我完全照本宣科，但是后来又结合的中国的实际，有很多问题都说不同，解释不了。因为中国五十年代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不清楚。当时我们想联系实际也很难，比如说58年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创造，可是你从苏联的教科书里也对不上，所以当时就很困惑。这是我个人解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阶段。
后来58年开始，中国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想想，58年的时候，整个社会还处在原来的一个状态，刚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有几个简单的概念，就是刚才大家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其他的都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编，你出了书，我们有苏联的一些印象，别的没有参考。所以当时那几年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苏联的框架，包括那几条规律，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社会创造，那几个创造，我记得不太全了，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都编在里面。因为这些都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也不被社会所认可，所以整个苏联的开始编的教科书也是昙花一现。这是我前阶段走的一些弯路。
我们真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这个时候都围绕着改革、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考虑中国的一些问题，把苏联的影响排除了很多，当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它的影响，但是等于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经过大家的努力，加上思想比较解放，因此，那时候做出了很多成果，令社会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但是，这样的一些成果从作为一门口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差距还是太大了。比如我们现在这方面的著作、版本，包括我自己的在内，是很多的，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发现有哪一本著作和版本能够提出一个贯通全书的核心范畴，走不到那一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努力，而是客观条件有太大的局限，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大家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并不是很成熟，在这么一个历史条件下，你想超前地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给描绘出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去努力做，但是五还做不到应有的要求。
当前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往前走，我觉得当然要继续研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因为是走不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首先把我们当前的社会的性质、特点弄清楚，我们还是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性质本身有新的、旧的不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我们用一种科学的逻辑分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突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往前迈进，一步一步地把它系统化，这大概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现在的研究的作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为当前社会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这点是必要也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同时这个研究也是为将来创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科研资料，马克思当时研究资本主义，有大量的蓝皮书，看了大量的资料，而且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目前想搞这些研究，我们很多的什么经济理论。我刚才说的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只能说是经济问题或者是转型期的经济研究，不能叫做经济学，因为它还达不到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水平，当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少的，由于我们的研究课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课题，所以研究的逻辑思维就必须是一个大视角，不能用具体的技术性的眼光，要从这个角度上考虑，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的报告，从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光从一个大的学科，大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框架，这里很多的问题也需要一些具体的甚至是技术性的操作，这就涉及到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问题，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走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我记得60年代，又开始把它作为批判的靶子放在课程表里，课程里有西方经济学批判，真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科学放在课程表里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触的都是这一块。
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确实眼界开阔了很多，特别是90年代初期，我们选定了市场调节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调节机制以后，西方经济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学习、研究和有分析的借鉴的对象，但是因为这一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是很多的，各种流派思想都引进过来了，因此有的学者担心，他们把马克思边缘化了，这个情况，我在学校里，当然也有一些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特别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现象的出现，要进行具体分析，为什么会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非开不可的科目，从学校来说也不是不重视，但是为什么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大家对西方经济都有兴趣的一种情况，我的考虑，不一定准确，我觉得，现在我们人都是很实际的，包括青年学生，他觉得有用的，他就有兴趣，就愿意学，他觉得没有直接用处的，光讲那些空道理，他的兴趣就差一点，所以在高校里，大家对应用经济学的兴趣比学理论性的经济学兴趣要高，在理论经济学里面，西方经济学的兴趣比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又要高一些，这都是实际情况，我问过一些同学，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政治经济学都是一些大的道理，都是比较空的，我们够不着，不像西方经济学那么具体，身边就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第一，你没有必要那么害怕西方经济学。第二，要政治经济学真正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必须在研究上做出很大的努力去改进，怎么样使我们的这个学科让大家有兴趣，觉得有用，这是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在咱们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的调节机制以后，对我们来说，它的调节手段、调节机制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参考，过去我们没有，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借鉴一些呢。西方经济学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但是起码他们研究市场经济的时间、经历比我们早一二百年，比我们的经验、看法要跟进一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意识地学习、研究，有分析地借鉴，这有什么不好，不要把它视为眼中钉，唯恐它会怎么样，这都是不必要的。
总体来说，尽管政治经济学也好、西方经济学也好，都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是这条路要走下去，不是走不通，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比较顺利一点的、波折少一点的一条路，这需要大家来交流、研究。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我预祝咱们这个研究中心能办得好、办得成功，同时也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谢谢！（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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