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开始，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判断，我跟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有些差别，很多人强调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配问题，我强调在劳动机会的平等问题上，我调查说农民收入太低不合适，种菜的农民收入就比较高，我最近在中条山地区去了一次，山区的一户农民，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大量农民跑掉，姑娘跑，小伙子去追，姑娘不回来，小伙子也不回来，这样山里的药材和核桃、地就多了，那些农民不识多少字，但是不影响他的收入，十年前有一个报告，在中条山地区发现了原始森林，可见那个地方的发现度很低，结果农民收入不低。
种粮食的农民总劳动时间和城市居民加班的时间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你收入不断要平等，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你说跟城里的人的收入是一样的，怎么一样，从你头上征税给农民？我们要从学者的冷静角度考虑一下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规模的问题，产权清晰了，肯定可以减低交易成本，减低交易成本就有利于扩大交易量，大家知道我们有小产权房和商品房，小产权房的价格低，为什么呢？因为需求就低，交易量小，即使有供给结构，需求也不敢去需求，所以交易量就上不去，现在我们比较害怕的是什么问题呢？三中全会讲，产权要明晰，产权明晰肯定会带来一个结果，是交易量的扩大。
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有些同事发言也存在一个误解，过去土地不流转，过去一直是流转的，流转的比例到底是多少，搞不太清楚，高位的调查是不到20%，一年的流转量大概是5%，总之一直在流转，强调产权明晰之后，要扩大流转，要长久不变，这个事情有一个麻烦，交易量要扩大，交易量大了之后，我们又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一方面大量的失地农民，令一方面是大地主，这个问题，政治家非操心不可，十个有八个新闻媒体的同志跟我来讨论，让我谈这个事，他们说这个会不会两极分化，我一再解释，有的时候我也不仔细，我说首先从学理上讲，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管住规划，如果我们实行严格的用户管制，他就不会，因为农地的投资价值不大，农业的投资价值不大，所以我们精明的商人不会去同志搞投资，也一两个教训，后面的人就不敢去了，规划要管不住的话，他们就去，现在有很多商人已经圈地了，就等着规划，要捞一把呢。那么规划能不能管住，我说这个规划管不住，你还能管住谁，管土地比管人要容易，人会跑，土地不会跑，意思是咱们不民主，不是法制国家，我说香港也不是民主，但是就管得挺好，产权明晰是对的，我们不要害怕，但是实话实说，我们还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虽然竭力想让人家拥护党中央的政策，这个问题实际是存在的，我们下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土地问题上我们的确有一个基本的矛盾，技术的适度规模大于社会经济关系所能承载的适度规模。
我的调查是这样的，我们的平原地区在目前的一般技术条件下，一户农民种五十亩地是比较好的利用规模再多了就种不过来，少了就形成浪费，平均的成本就比较高，这是平原地区。山区，贵州人告诉我是十二亩，技术差别在于，平原地区从翻地到收获，基本上全是机械化，山区的十二亩只是翻地是机械化，播种、除草、收获都不是机械化。技术上来看，社会经济关系所能承载的面积，现在种大田作物大概是1.6亿户，因为我们不是全国性种粮食，种粮食的大概是一亿公斤，平均下来每户公民种这么多，按照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到2045年，我们平均每户是12亩地，在消极的政策影响之下，2045年一户农民才12亩地，还是大田作物。我刚才说了，现有的技术，平原地区是50亩，山区是12亩，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农民收入低的症结所在，农民的劳动时间上不去，只有种菜养花养猪的农民劳动时间上去了，他的收入才提高了。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是什么呢？2045年，大体上是50亩。2045年才能达到现在一般的技术条件下的工作水平，我要进一步分析，农民种的地，他到底是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控制在什么水平上呢？他要考虑他放弃这个地的话，在城市做工的收入，还要考虑自己放弃自己农业劳动以外的其他时间的收入，这样一考虑，上面一个线是城市的务工收入，底下这个是自己农余时间的收入，农民要达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卖地，因为你卖了地，进城的收入和现在的收入是一样的，我没有考虑到其他转换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你播种和你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一样，你就不用再卖田了，这是理性的农民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技术无差异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果技术也差异的话，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技术无差异，华北平原的农民的技术令人惊讶地没有差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东北有种几千亩地的，这个情况一般是城市资本下农村，技术就变化了，技术变化以后，A和B的差，因为经营规模不一样，最后收益不一样，这个看成是资本投资的结果，如果说技术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技术变化的话，因为投资有增加，这个投资要增加，导致技术变化，大规模的投资应该从城市资本下农村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如果没有城市资本下农村的话，我们的农民的规模到了这个水平上农民就不愿意卖地，考虑到城市资本下农村，我们的农民，这个大的地图可能出现，这里一定是城市资本下农村以后引起农业收入的差异很大，在这个前提下有可能出现大的地主，这个问题要不要防止，我们现在假定要防止，就想些什么办法呢？有可能和我们三中全会的精神不一致，我们能不能在各种流转方式仅仅限制在农民之间，不让城市资本下农村，如果城市居民到农村，只能租地，而且对租地的数量都要限制。我们做一个推理，如果要防止大地主出现，大地主出现有没有可能性，是在技术有差异的情况下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技术差异，如果不要城市资本下农村，这个可能性不大，一旦城市资本下农村，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差异，这样就要限制城市资本下农村。三中全会文件规定得很粗糙，流转方式，现在叫股份合作，规定得很粗糙，就留下了很多做文章的空间，这是我们法律的毛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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