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华之罪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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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最后一天，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被带上了被告席。同日，三鹿集团门头标志在寒风中被拆除，镜头记录下了这一瞬间，一段历史被定格。

　　选择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告别！告别乳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告别多灾多难的2008。

　　无需多少时日，人们就会忘掉这个一脸落寞、66岁的田文华。可这段历史注定是要沉淀的。田文华从“乳业女皇”到“乳业罪人”，距离似乎只有一步，正如她给三鹿定义的企业文化：“成功需要做好一切，失败只需一个细节。”

　　服务三鹿40多年的田文华是三鹿的开创者和当家人，可以说“没有田文华就没有三鹿”。她行为低调，即使在三鹿处于事业之巅，她统领着百亿身价品牌时，她的办公室也不足10平方米，没有红木家具，没有豪华摆设。她躲避各种镜头，她抠门到“复写纸多用了几张，都要计较不休”，“请客吃饭，连菜谱都要亲自过问”的地步。三鹿改制，她让所有正式职工参股，她本人所持股份也不过只有区区1％。田文华本人深深影响了三鹿的企业文化：不以霸道闻名，而更像“鹿”在人们心目中温暖的传统印象。

　　甚至，田文华还一直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三鹿质量检查报告。她未必不知道在80年代那个“用纸糊一个冰箱都能卖出去”的供不应求的时期，张瑞敏当众砸掉76台有质量问题的冰箱，“先卖信誉，再卖产品”的故事。她也未必不知道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可她终究是商人，因为“不赚钱的商人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金钱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博弈中，田文华选择了企业利益，放弃了公共安全、公共道德。

　　法庭上，控辩双方聚焦在“是否主动添加”。

　　案情还在审理。庭外，民间关于她“该不该判死刑”的争论还在继续。

　　有人分析了田文华当时面临的多种可能：一是田文华虽知问题存在，但怀着侥幸心理，认为少量的三聚氰胺“不是敌敌畏”，没到伤及人命的严重程度，不会出太大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危害性；二是她可能认为“添加剂行为”是行业潜规则，我也可以这样做；三是担心公布真相后，会使三鹿品牌受到一定影响。

　　可她最终选择了隐瞒真相，在明知有危害（尽管她可能没料想到危害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继续出售毒奶粉。这正是田文华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悲剧。

　　正如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的：“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田文华就倒在“道德失血”上。

　　审判还在继续，企业家的道德追问还在继续。但是，比关注年近古稀的田文华个人“该不该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某些制度“该不该死”。

　　不可否认，田文华是中国乳业的罪人。可罪人只有田文华一个？伊利、蒙牛、光明等企业的掌门人是不是？一路绿灯放行“三聚氰胺”、潜规则下潜伏的官员是不是？不作为的官员和质检人员是不是？也许，田文华只是群犯、窝犯、共犯中，那个最倒霉的替罪羊。

　　有人说，比“三聚氰胺”更毒的是“免检制度”这朵“恶之花”，这才是诱导罪人诞生的温床。某种角度上说，比田文华之罪更大的罪，是制度缺陷之罪。

　　田文华被审判，一干官员引咎辞职，不能不说，我们也在反思，我们迈出了问责制的一大步。可行政问责不能代替刑事问责。所以，对官员的问责风暴不应该仅停留在行政层面，而应该向法律层面延展。

　　新年第一天，22家问题乳企发新年道歉短信恳求原谅，这似乎又在传递另一个信息：新生。

　　其实，告别田文华很容易，可告别“三聚氰胺”的记忆很难；拆除三鹿的标志很容易，可拆除“结石宝宝”的痛苦记忆很难。新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企业，更应该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