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晤谈银监会 攻坚金融机构大批未执行积案

　　攻坚金融积案 最高院晤谈银监会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由于揽存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效益和个人收入，金融机构往往担心法院的查询、冻结、扣划会对今后的揽储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在履行协助义务时陷入两难境地。

　　不过，法院与金融界诸如上述沟通不畅的问题有望解决。

　　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监会举办“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执行座谈会”，三家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十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高管及法律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既要解决积案问题，也要通过清理执行积案加强法制建设。”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会上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全面了解和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债权人的执行案件情况及地区分布情况，明确和强化金融机构在集中清理积案活动中的协助执行义务，听取金融机构对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清理积案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此前，2008年11月19日，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11月中旬至2009年6月份，在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而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大量未执行的积案，且具有数量多、标的大、难执行的特点。

　　会诊“执行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近五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1079万余件，执行标的额达17276亿元。但截至2007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中，债务人有财产或部分财产而未能执行的难案还有近32万件。

　　对于执行难的“老大难”问题，“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会议，但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认为，执行难的原因错综复杂。

　　首先，难在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默认或变相肯定企业不还债，认为企业是地方经济的主要力量，而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张称。

　　其次，难在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失信现象严重。很多企业和个人以虚假破产、改制重组等各种手段隐瞒或转移财产，使法院找不到可执行资产。

　　第三，个别法院存在消极执行和不规范执行的现象，延误了执行时间。而资产拍卖、评估等程序不尽完善，定价过高，也使银行遭受了较大损失。

　　当然，张燕玲认为，银行自身信用环节薄弱，对抵押物的财产减值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等等多方面也都影响到了案件的具体执行。

　　对此，很多银行建议高法应加强与工商、税务、海关、车管所、房管局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动，强化社会信用体系，使被执行人及其资产“无处躲藏”。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开始着手建立的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早已启用，80%多的执行案件信息目前都能够及时按照要求录入，与各个部门的信息联动也已展开。其中包括，公安部的身份证采集系统和出入境信息系统、国家质检总局机关的条码系统，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参会人士透露，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在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期间，人民法院可以查询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的账户信息，并将于近日下发联合通知。这将有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掌握法人和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状况，保证此次清案活动取得切实成效。

　　“三不”对策

　　此次会议上，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似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些建筑工程完成已经10年了，要执行判决时，却又以工人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有些钱都已经收回来好久了，却又被迫退回去。”一些银行与会代表表示。

　　一些银行人士同时指出，高院有关“暂停受理、暂停审理、暂停执行”的“三暂缓”形式，尽管在特殊时期是必要的，但各地法院纷纷效仿，则有过度之嫌，比如，与“德恒证券”、“银河证券”有关的诉讼案件曾被“暂缓”。

　　不过，对于地方保护主义，与会人士也提出不同看法。“判决执行难，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干预，而判决执行容易时，也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干预。关键要看，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否是一致的。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国开行副行长郑之杰建议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

　　对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三不”政策，规定对故意逃废债务的企业，各银监局可以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对其采取不开新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对外支付的制裁措施。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同时表示，银监会已经成立银行业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办公室，负责全国银行业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协调、配合工作及金融债权维护事宜，办公室设在银监会政策法规部。各银监局也要成立相应机构，牵头协调辖内银行业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协调、配合工作及金融债权维护事宜。

　　“要按照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规定和精神，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依法加大对相关案件的执行力度，努力杜绝借各种名义逃废、悬空债务的现象，为国家金融债权清收提供司法保障，最大限度地依法保障国有金融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

　　强制执行有条件“慎用”

　　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方面看来，强制执行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地依法保障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工作方法可以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而这一点也有助于银行保护优良客户及潜在客户资源，双方利益是一致的。

　　“对于不属于恶意逃废债务、因资金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有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我们认为要慎用强制执行措施，对金融机构多做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通过制定还债计划、设置担保等灵活多样的方法促成金融机构给予债务企业合理的宽限期，帮助债务人渡过暂时的财务危机。”江必新称。

　　江同时表示，对多个债权人在不同法院同时申请执行同一债务企业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协调，统一执行工作措施，并同时注意做好执行和解工作，尽可能维持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的生存，避免因执行工作简单化而激化社会矛盾，防止因对被执行企业可供执行财产的分配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不过，江必新也同时呼吁银行机构“强力参与和配合”此次清案行动。他指出，银行机构应正确认识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与提高本行业公平竞争水平的关系，而人民法院也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正确处理金融机构协助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