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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伍本人也没想到，3年前的一次冲动，竟使自己一举成为一个行业维权的领军人物。
这个货车司机兼车主，只接受过初中一年级文化教育，现在却满嘴冒出“行政复议”、“上位法”、“权利”、“体制”等时髦词语。
他总是很忙。求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接到的材料一份接一份。凡是接手的，只要合情合理合法，他都会简明扼要地写清事情的经过，复印扫描，再用挂号信或者特快专递，递交到一个个职能部门；或者干脆在网上投诉举报。
如今，公路“三乱”（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已经成为困扰货车车主和司机的痼疾。“你不消灭它，它就来侵犯你。我要见一个灭一个。”这个年过不惑、身材不高的汉子，语速缓慢但又掷地有声地说。
2004年10月，河南省西峡县的下岗工人王金伍和别人合伙购买了一辆红岩大货车跑运输，他不曾想，原本平静的日子，就算到头了。
第一次上路，王金伍就在山西挨罚了。至于为什么被罚，罚了多少钱，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当地的交警给他开了一张罚单，收了他的现金。
山西的交警不好对付，这位货车司机立马转移到陕西，从陕西运煤到湖北。
从陕西黄陵县一煤矿拉煤出来时，他看到路边停了一溜儿车。一个个司机走到路边一个房子里去交罚款。老司机还指点这位刚入道的伙计，最好塞给交警50块钱，这样可以少罚点。
走进屋子，交警张口就要400元。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和老司机的指点，王金伍知趣地塞给交警50元，罚款立刻就降到200元。
出黄陵县上高速公路，高速交警要罚款；到铜川走普通公路，地方交警也要罚款……总之，路段不同，地盘不同，都会遇到罚款的交警。而后面的人根本就不认前面的罚款单。罚款的理由也大同小异：超载。
只是，靠“长途大车”吃饭的人都知道，如果不超载，司机根本赚不到钱。要是交警都能正常罚款，他倒也能与交警和平共处。超载毕竟是事实，要是较起真儿来，他也未必能有什么好处。
因此，司机王金伍就一直忍着这口气，一直到了那一天。
那是2005年3月，他拉货途经洛阳，想绕开一个收费站，就拐到了伊川县境内。可是，不到10公里的路程，他遭遇了两次罚款，一次是300元，一次是400元。理由都是超载，都没有处罚决定书。而且，“同一个交警队的，前面罚了，后面就是不认。”
从伊川县出来，这位行伍出身的司机倔脾气上来了，不吃不喝，思量着向有关部门“问出个子丑寅卯”。回到西峡，他就到当地的新华书店，翻阅各种道路交通方面的法律文书。
显然，这样的阅读，对于这个只接受过初中一年级文化教育的货车司机来说，稍微有些困难。但3年的武警经历，又让他马虎不得。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说到严肃处，这位曾经的士兵神情凝重，有意地挺直腰板。
虽然还有一些生字他不认识，一些晦涩的专有名词他也不懂，但他最终还是弄懂了“行政复议”一说——“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当事人可向作出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提起行政复议”。
有了这些法律知识垫底，司机王金伍理直气壮。不久，他向伊川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10多天后，当地交警队副队长率人前来西峡向他道歉，“态度十分诚恳”，说交警罚款时程序上不对，没有过磅。最后，副队长退还他700元罚款，并就王金伍写的行政复议书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王金伍压根没想到，初次出击，居然大获全胜。这一胜利，也增强了他的信心：“只有吃透法律法规，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于是，他一股脑儿又买了一大摞和道路车辆有关的法律书籍，回到家一本一本啃。凡是他认为用得上的，“就像小学生一样”，摘录到一个本子上。
上路的时候，这名司机还会随身携带一些法律读本。边上的司机有了抱怨，他总会在这些工具书上找对策。久而久之，他对这些法律法规了如指掌。他维权胜利的故事，也被司机们传唱演绎。大凡有什么难解的事情，王金伍总是他们最先想起的人之一。
此后的维权，就顺利得多。通过投诉和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他一次次维权成功。“只要证据扎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交警和交通部门都会害怕。”谈到得意处，他笑得仍有些矜持。
2006年5月，已经成为同行眼中的维权专家的王金伍，受西峡县30名车主的委托，就湖北省襄樊市某运管所违反程序罚款一事讨说法。
据称，当地运管所上路查车辆改型，只要货车经过就扣车。既不调查取证也不做询问笔录，张口就是一两万元罚款。而如果找到当地“神通广大”的社会闲散人员，只需千儿八百元就能要回车。
末了，运管所还让司机抄写一个固定样本的保证书，大意是因什么原因，司机自愿放弃陈诉、申辩、听证的权利。
王金伍接手后，带着他的录音录像设备，多次随车到襄樊调查取证，录下了多名司机和运管所工作人员交涉的过程，并拍下了保证书样本。证据掌握充分后，他制作成光盘，到襄樊市交通局投诉。两个月未得到答复，他又投诉到湖北省纠风办。
4个月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此事“惊动了湖北省交通厅高层”，在“高层的关注下”，10月初，当地交通局派人到西峡县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无条件退还罚款。同时，该运管所还整顿了3个月，处理了部分相关责任人。
此事轰动了西峡，并一直向周边辐射。临近的，外省市的，不时打电话或上门来咨询。找到他的人，总会从他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因此，他也得了一个“维权专家”的称号。
一些司机还提议王金伍做他们的维权代表。他婉拒了，但仍热心地帮助大家。为此，他还投资3万多元，购买了传真机、复印机、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等设备。
大部分维权工作，他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光邮寄信件一项，他一年要花掉3000多元。有人给他费用，他一一谢绝。
截至目前，他已经积累了好几摞书面材料，以及大量的电子材料。这期间，他共投诉或提起行政复议申请500多起，除西藏、北京等地外，几乎覆盖全国。因证据扎实，材料充足，80％得到了解决。
时间一长，王金伍便成了执法部门眼中的“刺儿头”。有些地方的交警和交通部门，刻意打听他的车号，以避开他。
当然，维权也并不总是成功。
2006年，西峡的3名货车司机在河南洛宁县被运管部门以车辆“擅自改装、加长两米”为由，各罚款1000元。车主找到王金伍，请他帮忙。他看过材料并调查取证后，以3个司机的名义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结果，当地交通局认定车辆改型了。
王金伍有些不服，他帮车主提起行政诉讼。在立案期间，他费尽周折找到运管所提到的两个证人家里，一一核实。结果大出所料，两个证人均不承认写过证词。他将取得的证据递交法庭。最后，洛宁县法院审理作出“撤销洛宁运管所的处罚决定，返还1000元罚款”的判决。
但判决书下达后没几天，洛宁县运管所又下达了一份告知书，声称要对3名司机重新处罚，标准由原来的1000元，变成“5000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理由不变。
尽管此事已被媒体曝光，但直到现在仍没有结果。“各种利益纠结在一块，想要搬动不容易，我力不从心呀。”这个“维权专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接触的人多了，了解的事实多了，王金伍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有的地方开的罚款单是摩托车的；有的地方，电子磅没个准儿；还有的地方，罚款单位的印章根本看不清……林林总总，千奇百怪。
王金伍曾估算过，全国1400万辆货车，保守估计也有3000万名司机，可这么大一个群体，屡屡遭到侵害，却“没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有人曾鼓动他站出来竞选，可他笑着拒绝了。
“司机维权，绝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也不要一受到不公正待遇，就觉得自己是个弱者。”王金伍说，“其实，法律还是赋予了我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只要你不妥协，敢斗争。”
他表情严肃，站起身，挺直腰板，仿佛又回到了军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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