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之美的天赋人权说

　　在西方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像天赋人权说那样同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第一，深深打动了普通民众的心灵，第二，思想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三，理论本身又缺少历史的厚重和智力的纵深。

　　天赋人权说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当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时候，人类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每一个存在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同时都有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国王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换言之，它是一种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权利。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权利。自然的权利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天赋权利，因为中国正统思想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的概念，只有文化、政治等意义上的“天”的概念。

　　权利既然归根于人性，那么要获得天赋人权的内容就要回溯到人性。每个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保卫自己，因此他有生命权利；每个人都是意志自由的动物，他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因此他有自由权利；每个人都具有理性以区别于动物，共同的理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他有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占有自然的资源，以此来维持生理的存在，因此他有财产权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不受制于他人的干涉和驱使，因此他有自治的权利；理性有着自我完善的本能，因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这般，人类便有了生命、自由、财产、平等、自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另外一个方面，人也是脆弱的、胆怯的和无力的，他不能够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征服这个残酷的世界，因此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因为各自的天赋权利又处于冲突状态，即当我主张我的权利的时候，你也有同样的权利。人要求权利，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人要求安全，于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猜忌；人要求名誉，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藐视。生活在竞争、猜忌和藐视的环境下，人又有什么幸福而言呢？

　　于是，17-18世纪的学者们设计出从天赋人权到社会契约的精巧制度：放弃人性中的某些权利，换得一个公共权力来保障自己最低限度的法律上的权利。这就是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利的起源。拿洛克的比喻来说，那就是：在受狸猫和狐狸骚扰与被狮子吞噬之间，我们宁愿选择前者。

　　政治的权力和法律的约束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但是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制约。通过社会契约创立了国家和政府，制定了法律，这意味着，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当政府和法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时候，人民有权利废除旧的社会契约，创立新的保护人民天赋权利的政府和法律。

　　就是这样一种直白的理论，法国人写进了《人权宣言》，雅各宾派以此发动了法国大革命，美国人写进了《独立宣言》，潘恩在它的指引下奔波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渗透，欧美的天赋人权说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口号。当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外来殖民主义和反对内在专制主义的时候，天赋人权说成了唤醒民主、自由意识的法宝。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候，天赋人权说有了古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震撼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思想领袖们或多或少地利用了这套理论。

　　2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重新冷静地审视这套理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套理论实践效果的有限性和理论本身的脆弱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天赋人权说取得胜利的地方，只有法国和美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想设计通过法国大革命断送了封建制建立了共和国；美国的杰弗逊把天赋人权写进了《独立宣言》，制宪会议虽在1787年的宪法中抛弃了人权内容，但人权法案自1791年开始以修正案的形式并入宪法。不过，在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与其说是事前的启蒙，还不如说是事后的总结。

　　19世纪的戴雪和20世纪的哈耶克在分析英格兰法治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英国的法治源于英国人的民族本性，而非启蒙学者的思想。德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仰过天赋人权，曾经受到过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的理论，只是在普鲁士立法过程中留下些许印记，而那个受到萨维尼痛斥的蒂博特，却只在德国民法典创立过程中充当了失败者的角色。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天赋人权”仅仅停留在政治理想口号的层面。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开始，天赋人权说就一直饱受抨击，因为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乃凭空而生，并没有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源。边沁称之为“修辞上的胡闹”，黑格尔视为“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梅因称之为“纯粹理论的信条”，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史观取代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称权利并非人生而有之，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权利的范围和内容。

　　20世纪之后，涂尔干和狄骥以社会学批判了天赋人权说，认定这个学说只强调了个人的权利，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合作。人类本性中既有“个人性”又有“社会性”、人们既要“分工”也要“同求”，也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服从义务比享受权利更加重要。

　　肯尼迪的法律政治学则揭示了天赋人权说内在的矛盾性，人们永远都在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群之间无所适从，天赋人权说不能够给我们肯定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则称，人类永远都在权力和训诫下挣扎，天赋的权利说不过是以文明的压迫代替了野蛮的压迫。

　　可以说，天赋人权理论所引起的争议与困惑，最为真实而细微地昭示了：具有必死性的人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寻求自身、社会之起源的努力。具体言之，当那些历史的尘烟随着时间流逝化为空无，当古代的宗教、礼仪等社会建制遭逢现代性的侵袭，当现代人突然如“被抛”般落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人们如同尼采所说：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舵手面对的是无边无尽的海水，流动而毫无根基。人们抛却了“上帝”的佑护，但他们却无法逃脱柏拉图早已写下的断语：人之世界终究需要神的指引和安守。只是，在“祛魅”之后的世界，新的造神运动所造就的神乃是人本身。这是人类命运的吊诡，也是历史与理性的狡计，它让人绝望，因此让人希望。

　　天赋人权说是具有瑕疵的美感，一个20多岁的人会真诚地信仰天赋人权说，一个40多岁的人会对天赋人权感到很无奈，一个60多岁的人则只会把天赋人权说当作一个历史的片段。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