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波伏娃

　　另一面波伏娃

　　■本刊记者/罗屿

　　一直以来，她是人们眼中激进强势的女权斗士。但她的好友却向世人展示了她羞涩脆弱的另一面

　　“平日里，波伏娃总是呆在巴黎的某家咖啡馆——多姆、圆亭或花神。

头上包着她那刻板的伊斯兰头巾。叼着烟，眉头紧皱，用一双暹罗猫般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的脸，干巴巴的。薄薄的嘴唇，透着固执。脸上总是那副时刻准备用 ‘女权主义’观点教导别人的表情。不过此时，波伏娃的心里该是美滋滋吧，她的称呼终于不再是‘萨特女人’，她已和他一样出名。”

　　——这是1949年，波伏娃写出惊世骇俗的 “女性解放运动《圣经》”《第二性》后，法国媒体对她的评论。很显然，此时，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她支持堕胎、避孕的言论。至于书中 “婚姻是危险的，应废除家庭，进行集体生活”，“女性应学空手道，反抗男性暴力”的建议，更为当年主流文化所不齿。一时间，加缪谴责她“败坏法国男人的名誉”，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干脆写信给杂志社：“因为波伏娃，有关你们女老板阴道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然而，波伏娃并没被谴责击垮。她以强悍的姿态对抗着、甚至玩弄着那些敌意。她写专栏，做讲演，在世界各地宣讲“女性解放”观点。从此后，爱她的人，说她是女斗士，勇猛无敌；恨她的人，骂她是疯婆子，刻薄极端。波伏娃去世后，无数与她稍带关联的人，都跳出来为她立传，把她的勇猛或疯狂，写到极致。然而，却有一位她的好友玛德莱纳·戈贝尔坚持说，那两种形象，都不是真的波伏娃。“生活中大多时候，她都是羞涩的，不喜言谈的”。

　　作为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处长，玛德莱纳几乎在其整个后半生，都在传播波伏娃的理论，为波伏娃正名。2008年是波伏娃诞辰一百周年。一年中，玛德莱纳带着1967年她专访萨特和波伏娃的纪录片《双人肖像》在世界巡展。2008年年末，她来到了中国。

　　羞涩脆弱的女权战士

　　玛德莱纳15岁那年，第一次知道波伏娃。有天，她在家里翻出一本书——父母曾严禁她阅读的《第二性》。读后，她马上被书里那些宣扬男女平等的语句，搞得激情澎湃。她觉得应该和作者分享一下 “读后心得”。于是，她冒冒失失地给波伏娃写了第一封信。

　　几天后，波伏娃回信了。信中，她亲切地称呼玛德莱纳为“小朋友”。她的文字也是“幽默活泼”的，并不像以往她的作品所呈现的那样“严肃凌厉”。玛德莱纳受了鼓舞。此后，每当读到好书，有了苦恼，甚至遇到心仪的男孩，她都会写信向波伏娃倾诉。波伏娃每次都会热情回应，有时还和玛德莱纳聊聊她与萨特的爱情。就这样，这对忘年笔友，一来一往，通了三年信。

　　玛德莱纳18岁那年的一天，她并没和波伏娃打招呼，就跳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我按响她家门铃，她亲自开的门。我说：‘我来了！’她大笑。”那一年，波伏娃50岁。玛德莱纳回忆，“她梳着发髻，纹丝不乱，有种东方女性的温婉美。”

　　玛德莱纳爱好文学，波伏娃便把她带进了“萨特——波伏娃圈子”。把自己的朋友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莱里斯介绍给她认识。波伏娃还像孩子一样，时常和“小朋友”玩一玩 “读书竞赛游戏”：互相推荐新书，比谁读得快。

　　正因如此，在玛德莱纳眼里，波伏娃是个温和、慷慨、善良的女人。完全不像外界所形容的那样强势刻薄。或许，人始终都是多面体，所表现出的言行，只视乎遇到谁，对手是谁。

　　1967年时，波伏娃已红遍全球。但她并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可当玛德莱纳怯生生地说，自己所在的广播公司想要拍部有关她和萨特的纪录片时。波伏娃却爽快地答应了。这部《双人肖像》，日后成了波伏娃和萨特留给世人最全面的影像记录。

　　片中，波伏娃坦言，年少时从没想过会有一段“契约式爱情”。她曾对自己的丈夫如此设想：“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我的丈夫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地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

　　如此看来，波伏娃若不是倾慕于萨特，被动接受了这个风流男人的爱情理念，大概也不会成了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在片中回忆说，当萨特拉着她的手，深情款款地说：他们虽坚信对方必为终身伴侣，却不要以婚姻作为束缚。二人要保持绝对的性爱自由，交往期间都可寻找新欢，不得嫉妒。相反，一方若有新偶一定要第一时间汇报对方，并成为对方的朋友。“我没有任何反驳的想法。只是一脸绯红地连连点头。”

　　在两人随后50年的 “自由情侣关系”中，萨特确实没怎么吃过醋，但波伏娃不是。她对着镜头承认，当得知萨特和美国姑娘多萝丽斯·瓦尼蒂闪电式相爱，且深感无法分离后，她忍不住问萨特：“你爱我还是爱多萝丽斯？”萨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爱多萝丽斯，但我现在是和你在一起。”波伏娃只觉得一时间喘不过气，绝望到了顶点。于是在片中，她笑说，写作《第二性》大概是拜萨特所赐。“在这个社会，女性总是属于从属地位，受到男性和社会的束缚。”

　　“1949年《第二性》发表，到现在近20年了，但女性的生存状态仍没有任何改变。”当波伏娃谈起1967年的法国社会时，镜头推近至她的脸。她的表情有些失望，眼睛也不再闪烁着年轻时的锋芒。甚至有点颓唐。她声音沙哑，不停咳嗽。之后，镜头转到了波伏娃的手，她的左右手，换着夹烟，烟雾缭绕中，波伏娃浅浅一笑。

　　按玛德莱纳的说法，年老时的波伏娃，充满了对时光流逝和死亡的恐惧。她总是竭尽全力对抗着，因苍老、疾病而产生的脆弱，仍想以“现代女权运动教母”的强悍姿态示人，可时常都是徒劳。1963年，面对身患癌症的母亲，波伏娃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怖与丑陋。在母亲床前，她忽然惶惑了，一遍遍问自己：为了“自由”是否就可以抛弃一切血缘和温情？大概，只有在经历过疾患、分离，那些残酷的人生真相后，人才能真正去反思生命的真义。

　　玛德莱纳说，年老后，波伏娃的脆弱，还表现在她始终对同性恋身份保持缄默。一次聚会，有些敬慕她的女孩问她，是否有过同性恋人。波伏娃的脸马上涨得通红，坚决否认。直到她的通信集出版，人们才知道她撒了谎。

　　萨特的先她离世，更是把波伏娃的脆弱推至极点。玛德莱纳回忆，足足十分钟，波伏娃像雕像一样，呆坐在萨特墓边。她的世界仿佛静止了。寒冷的细雨、喧闹的人群、闪动的相机，所有一切，都不再与她相关。之后，她久久趴在萨特的墓碑上，口中念念有词，和相伴走过50年的爱人做最后的诀别。

　　“有些时候，她不过是个羞涩的、渴望温暖与保护的小女人。甚至对忽然而至的骚扰，都不知如何应对。” 玛德莱纳记得，萨特去世后，她为了让波伏娃尽快走出丧“夫”之痛，常约她外出散心。有一次，她俩在餐厅吃饭，一位妇女突然冲过来对波伏娃大叫：“离别人远些。你恶毒的思想，会腐化大家！”波伏娃望望她，没做出任何回应，只是拉玛德莱纳默默离开了。

　　上帝选出的演员

　　早年间，一些研究者表示，《第二性》译成英文时，出现了很多翻译错误，且译者擅自做过一些删改，严重歪曲了波伏娃本意。玛德莱纳因而认定，多年来，世界一直在误读波伏娃，“在她的情爱生活里，你才会发现，她是个多么丰富、复杂、神秘且矛盾的女人。”

　　除萨特外，波伏娃还有两位著名情人——美国作家尼尔森·奥格林、电影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波伏娃曾出版《穿越大西洋的爱》，书中集结了她与尼尔森的情书。这些情书让人感觉，面对爱人时，波伏娃也不过是个纯情女人。她会在给他的信上，印几百个红唇印，并向他保证：“我会乖乖地听话；我会洗碗、拖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甜酒；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不会碰你的头发、面颊和肩膀；我永远不会做，你不准我做的事情。”

　　只是，尼尔森终究不能接受波伏娃所崇尚的“契约爱情”，更无法忍受她动不动就把自己灌醉，晕乎乎地在酒吧的长椅上啜泣。最终与她绝情地分开。几年后，44岁的波伏娃遇到了27岁的克劳德。在她眼中，他“头发棕黑，眼睛湛蓝，五官分明”。而他眼里的她，则“美得优雅”。当他第一次请她去看电影时，自认已经太老、不会再恋爱的她，竟然流下了眼泪。之后，她给了他，一个属于20年前的微笑。

　　波伏娃去世后多年，克劳德仍时常翻出二人的情书一遍遍念。每当读到“亲爱的”、“我的爱”、“我的丈夫”之类的字眼，他就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此后多年，克劳德家里一直保持着波伏娃居住时的样子，有她喜欢的金黄色沙发和淡紫色靠垫，冰箱里摆满了她爱喝的威士忌和伏特加。

　　2008年，是波伏娃诞辰100周年，法国各界发起了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新观察家》等多家媒体，都刊出了一张波伏娃露出整个后身的裸照。人们在感慨她身体匀称的同时，免不了要在心底问上一句：“那扛在肩头的‘女权运动’，多大程度掩饰了这脆弱、柔和的线条？她呈现给世人的潇洒，又浸透了多少心酸？”

　　或许，波伏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好女人”，但她确实活得有血有肉，而并非一贯表现出的那样冷冰冰。当然，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她自然也会付出代价——她宛如上帝甄选出的演员，在某一历史时期，把 “女权主义先驱”的作派，演到极致。然而，在临近散场时，她终究还是累了，有些荒腔走板。

　　但波伏娃毕竟是个聪明人，很早就参透了“历史不过是个大舞台，舞台上都是些演绎过的真相”。于是，她曾提前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人生感悟：“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活更真实了。只是，那真实总是无法言说。人们憋得太久，难免会有些一反常态的表演。让一切更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