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是一个独立的意境，不能与舞台之外的情境相结合，除非戏中有特别设计，而即使这样，也应当把现实情境理解为戏的一部分。如果有笑场、穿帮、忘词等问题，戏就失败了。
蒋惠岭
法官表达法律原意，这是法治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从法官（裁判）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法律原意而是其他，则必然是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法律自身的问题，可能是法官的问题，也可能是法律与法官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司法环境的问题，或者说问题出在观赏“双簧”的观众身上。
双簧与木偶
要谈观众对法治双簧的欣赏，必须先对某种机械的木偶论作出回应。现实中常有一种批评：如此强调法官与法律的密切关系，法官岂不成了法律的木偶！这种观点是对法律过程的简单化认识。
法治双簧与木偶戏全然不同。木偶是完全被动的。木偶之所以被动，是因为它自身缺乏主动的思想与灵魂，没有主动行动的可能性。现实从各个层面和角度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哪怕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要饰演他的人是有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的个体，他永远也不会是真正被动的，尽管在制度设计上他是被动的。
在法治的双簧中，法官以自己的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动，只不过法官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行事。因此，法官的被动实际上是主动之后的被动，或者说是被动之余的主动。基于司法制度的设计初衷，法官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必须宣称“是法律让我这样做的”。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法官的主动性在于，法官自己决定自己如何被动行事。
在这样的被动角色设计之下，“司法能动主义”理论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不论你承认与否，法官的能动性是客观存在的。与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法官的能动性既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是，无论法官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能动性，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抹杀了能动性，法官们总会自觉地把它归于法律。作为司法官，如果无法可司或有法不司，法官就把自身否定和消解了。
把法官当作木偶的人，便是把法官的地位理解为完全被动的。试想，当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遇到法律解释问题，需要停下来向立法者求救；或者当法官发现法律中的规则漏洞时，也把案件搁置一旁等待启动立法程序，或干脆按照法律的漏洞状态做出谁都明知是错误的裁判，那么，我们就会批评法官没有用心去司法。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立法者的疏漏肯定不是人民的意志。如果轻率地把自然法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可能会有人假借自然法来曲解人民的意志，但法官在此时此刻的木偶表现更是对法治的完善毫无帮助，反而是把司法的功能作了最大程度的限制甚至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法官不是木偶，法官也不能当木偶。
那么，如果法官做出的裁判因某种原因而真的背离了法律原意，躲在后台的表演者(法律或立法者)应当怎么办？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处理方法是马上站起来制止前台法官的“表演”，说：“错了！应当……改过来。”这种方式直接而有效，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一般反应模式。但是，在“法治双簧”的意义上，这场戏算是演砸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因此，无论是对法官实行选举制的国家还是任命制的国家，对法官在法治双簧戏中的表现都是在“戏”后算帐，而且算帐的方式是“对人不对事”。如果“人”没有问题，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法律修改到法官无法“妄自主动”的程度。
戏，是一个独立的意境，不能与舞台之外的情境相结合，除非戏中有特别设计，而即使这样，也应当把现实情境理解为戏的一部分。如果有笑场、穿帮、忘词等问题，戏就失败了。前面所说的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院裁判结果采取的“戏场监督”方式，打碎了司法过程的独立意境，创造了一种任何人可以直接参与的氛围和误解。尽管这一氛围看似符合民主的特征，但却与法律过程相冲突，因为这种方式最终令法官无法完成他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真的就成为木偶了。
即使这场戏苦苦撑下来，也定然毫无艺术价值。如果说曲终人散后才纠正错误会增加实现法治的成本的话，那么这种戏中介入的方式所涉及的便不是什么成本问题，而是更为严重和根本的对于法治的理解问题。
做一个法治双簧的好观众
说完了两个演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一看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在法治这场“双簧戏”中，人们通常会把关注点放在演员身上，认为演得好坏全是演员的问题，从而把演员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氛围隔离开来。这种认识方式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也有很大的缺失。这是因为，演员是周围的“普通人”所组成的环境中的人，戏是人间众多“事”所组成的环境中的事。戏与现实不可全然分离，演员与生活角色也不可全然分离，两者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台“大戏”。
在某种程度上，法治双簧的道理与此类似。一个满心期待法治社会的人，并不是全然无关的旁观者：指手划脚、不负责任，觉得演得好是你的本事高，演砸了是你有问题。其实每一个文明公民都应当明白，法官司法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是法治的基本方法，是你摆脱不掉的保护者(因为制度设计中即已如此)。
如果发现法官与法律之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若只知道叫倒好、扔汽水瓶子、起哄漫骂，则于事无补。更为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其有能力承担这种职责。应当考虑高其标准，严其约束，隆其地位，优其待遇，厚其保障，以建设性的方式达到更佳效果。观众应当自律，应当扶植它，培养它，呵护它，这才是成熟的、明智的选择。如果受批评者在乞求观众的扶植和理解，通常很难引起观众同情。而只有当观众自己认识到扶植司法是保护自己时，当观众直接受益或预期受益时，对司法的社会保障才会出现转机。不是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能成为正义的实现者，我们应当经常以此自省，因为我们必须有实践智慧。
一种可能和应有的实践智慧
最后，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种可怕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法律的声音没有通过司法渠道表达出来，司法则会表现其他声音。如果我们的法官说出的不是法律，那么他所说出来的必然是其他内容。如果由于法官水平不高而唱不好，或者因为环境支配法官唱出别调，其他人就要支配他唱或者替他唱(不管是见义勇为还是趁火打劫)。至于唱出的是什么则不得而知了，唯一确定的是，那肯定不会是法律的声音。
进而言之，无论是从法律与政治的理念意义上的规范要求来讲，还是从现实政治的治理意义上来看，这里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意味着法治和法律的自我悖反。木偶与双簧的比喻与联想，仅仅是为了论证和论述的方便，以便使得我们对于法治有更为形象和生动的理解。
其实，实质而言，木偶与双簧并不必然对立，它们只不过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展现了法治的复杂面向，在互动的意义上，它们都是司法剧场的必需环节。我们要防止的只是木偶成为绝对主导，这是显而易见的危险。这种结果对法律人意味着什么，对法治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由此而言，双簧双方与观众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这才是希望之路。
（作者系最高院司改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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