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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援律师支招 农民工讨薪不犯难(图)

  农民工刘永其:今年我都60多岁了,因为家里穷也要出来干力气活儿,没想到干了活儿却拿不到钱。现在家里还等着钱办年货,这样空着手回去怎么跟家里交代呀。

  法援律师:干活给钱,天经地义,但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欠条、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对工单等都是重要证据,一定要注意保存。

  关注返乡农民工权益

  本报记者 刘宏

  今天是农民工刘永其和他的12个伙伴约好去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单位支付被拖欠工资的日子。
他们当中,已经回到老家的人也在今天上午赶了过来。

  “今年我都60多岁了,因为家里穷也要出来干力气活儿,没想到干了活儿却拿不到钱。现在家里还等着钱办年货,这样空着手回去怎么跟家里交代呀。”老家在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南郝村的刘永其叹着气对记者说,幸亏有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衬着,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目前各地相关部门纷纷采取的为农民工讨薪的具体措施中不难看出,农民工讨薪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帮助。作为农民工本身,在被欠薪后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被欠薪后可找当地法律援助机构

  刘永其和他的伙伴被欠薪之前,在昌平区一个建筑工地干瓦工活,约定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天工资55元。干了三个多月后,除了平时借支的部分生活费外,13个人一共被拖欠工资31355元。

  “我们一开始只知道找老板要钱,老板就说现在没钱,等有钱了就给。我们也不想跟他闹翻,怕到时候钱更不好要,所以就一直等,没想到一等就是几个月。”刘永其说,7月份干完的活,直到10月份,他才听同乡说北京有个帮农民工打官司不要钱的地儿,就来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请求援助。

  在律师的协调下,老板仍然是那句话:“再等等,有了钱就给。”然而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不得已他们才在律师的帮助下申请劳动仲裁。

  最重要的是收集和保存证据

  为少走弯路,农民工被欠薪后应当如何依法维权呢?

  “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应当想办法让老板打个工资欠条。欠条、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对工单等都是重要证据,一定要注意保存。”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农民工被欠薪后,有找用人单位的上级单位的,也有找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的,还有找政府所属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其中也有不少通过行政手段讨薪成功的,而且时效性也比较强。但这些途径有时因为证据不足等种种原因并不一定都能成功。

  时福茂建议,如果老板没有给钱的诚意,农民工又不懂法律,比较正规的途径是寻求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帮助解决,由于农民工欠薪案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所以大部分都对农民工免费。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农民工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不久前,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的毕治福和他的8个工友就在工作站的调解下顺利拿到了被单位拖欠了半年的工钱。

  “9个农民工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他们被拖欠了劳务费,我们通过网络查到了用工单位的上级单位并进行交涉,寄希望于调解。上级单位比较配合,农民工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在两天内全部要了回来。”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王孝顺告诉记者。

  提前返乡还可委托律师代理

  “办完这个事儿马上就回家。”刘永其告诉记者,听律师说仲裁一般当天就能立案,他跟其他12个同乡“连回去的车票都买好了”。

  他们之所以能这么放心地回家过年,是因为他们已经于1月6日将接下来的所有事务委托给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

  当时他们在工作站办理委托手续的顺序是:先填一个《法律援助申请表》,然后签署《法律援助协议》,再填写《授权委托书》和《信息登记表》。

  “办完这些手续,我们就得到了明确授权,可以代理农民工取证、调解、出庭、领钱等事务。”时福茂介绍说,他们得到的授权一般都是全权代理,包括代为协商、调解、到相关部门或组织寻求纠纷解决办法;代为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出庭陈述事实,参加辩论、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代领执行标的等诉讼权利。

  刘永其的代理律师刘松臣对记者说,如果对方起诉,一审、二审的诉权也都可以委托给律师,如果年后农民工去别的地方打工也没有关系,有事只要电话沟通就可以了。

  但返乡之前,农民工至少应当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比如取证、办理委托手续以及必要的法律文书签字等。调解不成的尽量争取能在年前立案,开庭及以后的事情交给律师代理就行了。

  据时福茂介绍,对急于返乡的农民工来说,将案子委托给律师办理应当是最理想的方法。

  时福茂提醒,尚在诉讼中的农民工不能什么都没交代就提前回家了。因为如果仲裁机构或法院对农民工进行了合法传唤,而农民工开庭后又没出席,就会按缺席判决,对农民工极为不利。

  “避免农民工欠薪案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挥劳动监察部门的作用,督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强制企业在银行建立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时福茂说。

  “干活给钱,天经地义,我们这十几个从30多岁到60多岁的同乡,都遇到过干活不给钱的事儿,有的钱少又没证据,嫌麻烦干脆就不要了。”刘永其对记者说,“我们出来就是想挣钱,希望政府能为我们多操操心,我们折腾不起呀。”

  本报北京1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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