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今天,56岁的黄丽一家六口经历了北京市医保的巨大变迁。从一家人省着吃药,到老人、小孩都有大病医保;农村亲戚从有病自己“扛”,到“小病不出村”,30年来的变化,让黄丽一家渐渐没有了看病之忧。
1978年以前
六口之家省着吃药
黄丽是家里的老大,青年时跟随父母和弟弟妹妹住在北京复兴门大街的一个大院里,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上学、分配进工厂、帮父母负担家庭开支、结婚、生子,从“抚养”弟弟妹妹到抚养自己的孩子,从父母退休熬到自己退休……
1969年,17岁的黄丽毕业分配进入工厂,成为家里除了父亲外第二个有“正式”工作的人。
那年月,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享受医疗报销。没工作的妻子、还在上学的孩子、没有退休单位的老人和远在郊区的亲戚都要自己花钱看病。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
“看感冒花的几块钱,是母亲辛辛苦苦给人织十多双毛线袜子换来的。”黄丽回忆。小时候,母亲常在家里“做活儿”补贴家用,除了织袜子,还糊过洋火盒,帮印刷厂叠页子,帮纺织厂纺羊毛……全是街道帮忙揽的活,黄丽一有空就帮母亲干。
当时,她的两个弟弟十四五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妹妹身子骨弱些,一到秋冬季就爱感冒发烧。妹妹看病不能报销,为了节约开支,家里就给她吃点简单的药让她“扛”过去。家里的药是父亲看病时开的,不多,用白色的小药袋装着。“父亲省着吃药,给我们节省下来,主要是给妹妹留着。”她说。
那时,常见的消炎药只有几种:ABC、土霉素、长效磺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四环素会使小孩的牙齿发黄。黄丽笑着说,妹妹就有一口“四环素牙”,长大了还时常遭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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