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律平等而斗争

　　如果说自由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扩张需求的话，那么，平等则是人类对外在世界提出的被动需求。自由是讲“我要怎么怎么样生活”，平等则是讲“我要像某某那样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总是强者的口号，而平等总是弱者的诉求。

　　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是常态，平等只是一种理想。因每个人都具有普遍的理性而平等，这个口号来自古希腊罗马，来自斯多葛学派，来自西塞罗，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治和平民政治。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人类之间的普遍平等。奴隶、妇女和外帮人并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古代人深信，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合乎自然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则是违反自然的，这正如同一群蜜蜂只有一个蜂王，人体千百个器官只有一个大脑。神在造人的时候用了不同的质料，金银之身的人群肯定要统治铜铁之身的人们。人类地位不同，因此在社会中的法律权利也就不同。西方社会在18世纪以前如此，中国社会在古代同样如此。

　　政治上的弱者要求废除不平等状态，以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保护和完善自己，这一理念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学者的贡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颠覆社会的不平等，造就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并把这种社会称之为“文明的”社会。伏尔泰以知识上的自我优越感在公共场合鄙视了不学无术的贵族，第二天就在巴黎的大街上受到贵族打手的攻击，被打之后还被贵族送进了巴士底监狱。伏尔泰既受到了身体上的侵犯又失去了自由，但他还没有法律上的救济方式；贵族既殴打了文人还剥夺了他的自由，却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和与之相对应的不平等的法律之写照。英国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与贵族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绞架，美国的独立战争解除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压迫和奴役，从此之后，西方社会确立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制度，至少大家可以以为每个人在法律形式上是平等的，或者说，每个人都得到了法律的平等对待。“法律平等”于是成了现代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即使是像美国那样重视个性发展的社会也有了强调法律平等保护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

　　人以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相互平等，而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又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平等，由此，法律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就具体个案而言，平等之法既可以是弱者的护身符，也可以是强者的增强器。1954年，一个姓布朗的黑人牧师，有一个适龄上小学的女儿。因为“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她不能够就近进入白人小学就读，她必须走过若干街道，穿过昏暗的隧道，坐上拥挤的校车，然后到黑人小学去上课。布朗很不舒服，于是联合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政府发难，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法律平等运动。

　　在黑人律师看来，黑人和白人都是美国的公民，种族隔离就是一种不平等。种族隔离对黑人造成的自卑、缺乏自信，既是对黑人的一种压迫也会使得社会更加不公。政府的律师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让自卑感的黑人与优越感的白人一起上学，既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现实冲突，也会导致黑人更加的不自信，对黑人的特殊保护是对黑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歧视。隔离并不导致歧视，反而是对黑人的特殊保护，因此隔离并非不平等。而且，美国在通过14条宪法修正案的时候，许多州政府同时批准了白人公立小学，从立法者本意上考察，隔离并不违反平等。此案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首席大法官未直接表态，其余人4：4分成了两派，僵持难下。最终以“驳回上诉”结案，这意味着原告可以以新理由重新起诉。但随着首席法官弗莱德·文森因病去世，形势骤变。新任首席大法官沃伦通过政治技巧而非严格的法律论证，说服了其他法官，最终支持了布郎。美国的黑人终于在基础教育中获得了与白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黑人在法律上达到了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但是并不能因此消除黑人因肤色带来的先天不足。1971年，一个叫德芳尼斯的美国犹太裔学生申请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学院，其大学成绩和能力考试成绩高于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学生，少数民族的学生被录取了，德芳尼斯被拒绝了。据查，法学院入学委员会有一位黑人教授，有一位偏向黑人的白人教授。如果德芳尼斯是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墨西哥裔人，或者是一个菲律宾裔人，或者是一个印地安人，那么他足以被法学院录取。德芳尼斯以第14条修正案之“法律平等保护”状告华盛顿大学，主张对黑人的特殊保护侵犯了白人正当的平等权利，此案同样打到了最高法院。

　　此案与上面的布朗案正好形成对比，在布朗案中，法律支持了黑人，法律的平等帮助了社会弱者；在德芳尼斯案中，纠偏行为又被白人认定为是对白人的歧视，进而，法律的实质扶助又被称为违反了法律上的平等。两种情形都以第14条修正案之法律平等为依据，于是，法律平等条款处于尴尬的境地：法律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强化了人们实质的不平等，法律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反过来又冒犯了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换言之，当法律实质性地偏向弱者的时候，强者认为法律违反了平等；当法律平等对待强者和弱者的时候，弱者认为法律偏袒了强者。

　　其实，法律平等所面临的困境，在18世纪的卢梭的平等理论中就出现了端倪。在一个社会中，总有身体强壮者，有才智过人者，有能歌善舞者，有巧舌如簧者，他们总能够利用自己的过人之处将人类的公共财富据为己有。当能者变成富人的时候，他们设计出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将不平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然后以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保护来加强社会的实质不平等。法治是一种平等，但这个平等是形式上的，它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而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就只能够期望社会弱者呼唤新的平等，甚至于联合起来进行社会的变革。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