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成员进入监狱进行调查。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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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云南玉溪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进入昆明市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后于2月8日受伤住进医院，4天后死亡。警方解释说，他是在与同监室的狱友玩“躲猫猫”（后更正为“瞎子摸鱼”）游戏时，因为蒙着眼被狱友普某踢打后撞到墙壁受伤，不治而亡。
此事披露后在网上引发热议，成千上万的网友跟帖，对此纷纷发表看法，指出“躲猫猫”致死“完全超出想象力”，“躲猫猫”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
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公告：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将面向社会征集网友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4名组成调查委员会，于2月20日上午前往晋宁县具体事发地，对“躲猫猫”事件真相进行调查。21日凌晨，调查委员会在网上贴出《“躲猫猫”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引发网络舆论新一轮的质疑。
昆明网友“风之末端”有幸成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并被委任为主任，全程参与了此次调查。他讲述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读来令人深思。
2月20日子夜，当我读完刚写好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结语”部分的最后一个字，我站起来离开了电脑。
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边民、吉布、王研轮流向调查委员会全体人员朗读报告，我站在一边，再也听不进一个字。报告里记录的这一天，已经铭心刻骨。
没想到会成为调查参与者
从“躲猫猫”事件在云南本地报纸上刊登后，早于网络，我就知道了这件事，并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并被委以“调查委员会主任”的“头衔”。
出于对这个“头衔”的惶惶不安，在去晋宁县调查前的头一天晚上，我在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发了一个帖子，就如何进行调查征求网友的点子，并一直在线浏览、回复，同时做一些案头准备。
那天晚上，有很多网友真的给我提供了不少主意，也给我许多鼓励。在与网友的交流中，我对“主任”应该做什么事情心里也渐渐明晰。
在互联网上，各种信息和声音都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网友不再用一种思维、一种视角看待现实中的很多事情，快捷、透明、争论成为互联网吸引亿万网友的巨大魅力。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公认”的规则或道理，经过众多网友的描述、讨论，都会产生不同的智慧火花。
同样，我这个“主任”所带领的“调查委员会”中的各位网友和成员，对“躲猫猫”事件也有着各自的视角和看法。而我们这个委员会的组建方——云南省委宣传部，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作任何的授意和安排，每个委员各自的独立思想，正是这一次调查中有希望获得“真相”的保证。所以，我应该只是一个“召集人”。
经过一天的调查和讨论，大家签字认可的《调查报告》出来了，发到了网上，我本人和委员们在这一天的活动已经详细记录在案。然而，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网民们，都可以透过里面的文字感到一种无奈，那就是，我们并没有接触到“真相”。
为什么没有接触到“真相” 这种无奈很奇怪，它让我们难受却又无法对它进行回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监控录像，监控录像的内容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时我们没能与犯罪嫌疑人普某面对面，如果能听当事人说，向他发问，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从法律上讲，我们所遇到的障碍，似乎并不是公安机关故意设置的。他们援引的法律法规规定，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般公众无权当面询问在押嫌疑人，无权查阅需要保密的资料。网友也是公民，我们不能违法，不可逾越。
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和“权力”怀疑起来，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也许不应该用“调查”，应该叫“听证”或者“观察”委员会更为恰当。正如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说的：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拥有法律资源的司法部门。
进而我又想到，在近年来的许多网络舆论事件中，为什么“强势部门”的解释总是不能取信于民？如果监督的任务过多地由互联网和网民承担，这种现象正常吗？
调查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我却看重这次活动的意义，因为我看到政府部门对互联网民意有了新的认识，并积极主动地走了第一步。虽然走得可能还有些踉跄，但终于迈出了步子。
现在，《调查报告》放在网上，任由网友评说。我们这几个调查委员会成员无论年龄、文化背景、法律素质都有很大差异，但我们都付出了真诚、良心和努力。作为召集人，我希望我们这个“委员会”并不会就此解散，我们还会聚在一起，继续关注“躲猫猫”事件的进展，并发表个人观点，直到看到我们所发掘不了的“真相”。也许有一天，我们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被人遗忘，“躲猫猫”这个网络热词会变冷，但在我们的心中，都永远有一个无愧的2009年2月20日。
（本报记者董阳整理）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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