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筹建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专职管理体品添加剂

　　敢于说出来，也是一种执政能力的体现

　　□骆新（市政协常委、东方卫视评论员）

　　所有检查性的工作，都涉及两个基本问题：查什么？怎么查？但仅回答这两个问题，还远远不够，至少还要先搞清楚“该不该查”，事后还要明白“该不该表达”或“如何表达”。

　　“三鹿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犯了“该查而不让查”的错误。三鹿奶粉属于“国家免检产品”，按照这套“免检政策”规定：“如果一家企业某种产品获得免检资格后，在免检有效期内，一是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二是在全国各省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三是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质量永远是“动态”的，而监控者采取如此“静态”的管理，与失控何异？拿权力的威信为市场做“无限责任”担保，最后怎能不出事？而一旦出了事，损害最大的正是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监督”二字本来就是监在前、督在后，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但以有限的行政资源来监控无限的市场，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体制上还有相互掣肘的地方，譬如像牛奶、奶粉这类食品的安全质量问题，就涉及到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现存的管理体制弊端在短期内还很难解决，但这并不能成为各政府部门“不作为”的借口。

　　说白了，质量监督部门在责任心的表现上，就是要“宁可遭人嫌，不可讨人怜”。管得越多、越细、越常态化、越有技术含量和规范标准，就越能树立自身的权威地位。即便是管得有点“遭人嫌”了，那这个“人”也只能是个别“质量问题的始作俑者”。我相信，广大群众还是欢迎有政府部门替他们在产品方面进行“仔细挑剔”的。否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像“免检”之类的荒唐做法，无疑是政府部门“制度性失职”的最好例证！

　　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能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舆论和民间力量，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产品检验工厂”。前不久，国内有个消费者想到检测部门查一袋牛奶中是否含三聚氰胺，结果被昂贵的“检测费”和“费用自理”的说法给吓退了。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由社会基金会资助或由政府购买服务的做产品质量检验的非营利机构非常多，他们的重要工作就是负责给各类产品“体检”，并定期向社会发布检测数据，虽然这些机构不如政府部门有权威性，但毕竟弥补了政府行政资源力所不逮的许多领域。社会检测资源的稀缺，也是质量监督很难常规化的原因之一，而检测网络的建立、数据共享制度，以及信息公开，都是有效降低质监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好办法。

　　当然，“多头管理”的矛盾依旧存在，譬如一俟重大问题出现，为了逃脱公众舆论的问责压力，也是怕给今后各部门间的协调带来麻烦，牵扯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往往都不愿独自面对媒体和公众，生怕出言不慎而引起误解，惹火烧身，常常存在各部门在危机来临时，都奉行“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甚至干脆“沉默”。

　　在一个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质量问题的出现，都可能蔓延成一场社会危机。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学会有效处置，更要学习如何坦诚面对公众舆论，及时 “发言表态”。沉默往往与隐瞒相关，而隐瞒总是跟利益相关，“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被瞒报，很大程度上跟企业所谓的“媒体公关”和“政府公关”策略有关。这也都是造成公众对政府、对市场丧失信心的根本原因。

　　好在这方面，上海的质监部门已作出了一个良好的表率，正像黄小路局长所说的：在产品质量问题上，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管牵涉到任何部门和企业，我们都不仅选择“说出来”，而且要“及时说出来”。

　　“公平来自制约，信任基于透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今年的“民生访谈”中，这似乎已成为了各位局长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