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都会成为两会热点，也都会有医药界委员反击这种社会指责，今年两会上，徐勇、李玉峰等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称：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徐勇委员的这个提案真把人“雷”着了。到底不愧是中国的医生，在长期的治疗中养成了标准依赖症，判断什么都需要一个标准。然而，是不是高血压有医学标准，是不是糖尿病也有许多标准，可判断看病是不是很贵很难，却没有一个严格、清晰、可衡量的标准和定义可以依赖，它很大程度上在于公众日常就医中积累起来的印象和感受，在于公道人心，在于一种普遍的舆论评价和集体感觉。想以某个“官定标准”来压倒公众的感觉，这是很荒唐的。

　　当然了，公众的这种感觉也非无理的抱怨或是观念的偏见，而是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依据的。他们是通过将自己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相比，拿中国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用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还有将看个病的花费与自己的收入相比，得出“看病贵看病难”之评价的。甚至官方也已承认了这一公众感受——卫生部前部长高强多次撰文分析“看病贵和难的原因”，新医改也正是以改变“看病贵和看病难”为出发点。这种现实下，再以“没有定义和标准”来狡辩是很可笑的。

　　再来看这几位委员的观点。李玉峰委员称：高标准的需求是“看病难看病贵”的因素之一，最穷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这种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于是导致了费用难以承担。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那也是因为现实中许多医院和医生不是引导病人理性治疗，而是利用病人这种心理让病人多作检查、过度治疗、开大处方，借机“勒索”患者。另外，其实许多人并非想“寻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而仅仅是想治好病，可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遭到了惟利是图的医院“盘剥”。

　　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他把看病难的责任都推到了患者身上。可患者也是受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所害。曾有机构作统计，医疗资源的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珍惜自身健康的人只有无奈挤到这些大医院来看病。

　　徐勇委员说，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种辩护也站不住脚。国外大医院看病确实也很难，但人家有非常发达和完备的社区医院可供选择，可我们选择的余地却小得很。

　　作为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站在本行业利益立场上说话无可厚非，但也不能无视这样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