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地方两会，还是全国两会，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广东的代表、委员特别敢说话。

　　近几年来，广东人大、政协的坦诚直言、监督有力的作风，可以说是闻名全国。广东代表委员敢言善言、勇于履职被人们称为“广东现象”。

　　有媒体还指出：“广东现象”在广东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持续性的。

　　对“广东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少专家学者都作了见仁见智的分析与解读，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观点就是：“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得风气之先。这里的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加之媒体时常敢于批评，使得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了这种环境，进而更为宽容地对待这种‘异见’。”

　　这些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广东的代表、委员们所处的经济环境相对较发达，经济的自由与独立性要比其他地方强。他们可以不买权势者的账，不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动摇，才使得他们在参政议政时很少受其他因素干扰，能够坚持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因为经济独立与自由，使得他们能够主动花费时间与精力征集民意，进而通过积极参政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实现政治主张。

　　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有了经济的自由与独立，保证了广东代表委员勇于参与政治生活。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建设，就是以公民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并积极参与为前提，而公民参政议政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后盾。如果一个代表、委员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有求于人，他只能把这种代表、委员职务当成一种荣誉与恩赐，对于自己观点的表达就会唯唯诺诺，甚至顾虑重重。

　　正如李敖所说：“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如此说，并不是要求我们的代表、委员都必须是有一定资产的阶层。因为，有钱并不一定就代表着经济的自由与独立；并且，我们从来就不缺少那种“贫贱不能移”、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

　　按照比较权威的解释，经济自由就是财产权以及个人占有财产的制度。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否则自由就失去了根基。

　　两会中的“广东现象”让我们明白，民众真正实现经济的自由与独立，有助于调动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进而加快社会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