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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已陆续出台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和10大产业振兴规划,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财政增支与减收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要以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为重点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振信心,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政府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明年年底前禁止新建办公楼,今年各级机关公务接待费削减10%,因公出国经费支出压缩20%。
“这是决策者根据当前的国内形势作出决定的。”迟福林认为,我国行政支出比许多国家大,行政支出增长速度比财政收入增长快得多,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国债规模、财政赤字等,与行政成本的持续攀升形成突出矛盾。
他认为,在应对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迫切需要把扩大财政赤字与降低行政成本结合起来。同时,这也为结构性减税提供了更大空间。以2006年为例,如果行政管理费在7571.05亿元的规模上再削减20%,就能节省开支约1500亿元,不仅完全可以冲销推进增值税转型可能减少的1200亿元,还可实际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
在自己的提案中,迟福林分析了两年内削减行政成本15%~20%的可行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客观地说,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很大。2008年中央政府削减5%的经费用于支持抗震救灾,各地积极响应,不同程度地削减行政成本,没有影响正常的行政运转。
迟福林建议,“削减行政成本,要抓住楼、车、会、人等,全面推行会议经费预算总额包干制度;对行政浪费、各种巧立名目的公款出国旅游等加大处罚力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如何将上述措施落到实处?迟福林建议,关键是切实加强行政开支的预算约束和监督机制建设。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起点,全面推进政府行政支出公开化,要把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统一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内。
迟福林认为,目前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中相当一部分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中列支,是导致行政成本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应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起点,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把行政开支等政务的公开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建立各级人大对行政成本监督约束的常态机制。
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