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李斌顾瑞珍孙闻）“希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弘扬优良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总书记说得对。越是困难时候，越是考验干部作风。”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几位政协委员围绕干部作风建设问题献计献策……

　　第一计：思想要务实，应对措施也要务实

　　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要用一年多甚至两三年时间，盖166枚公章，涉及94项收费……

　　某省全年500多批次集体上访事件中，因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近200批，占总量的近40%……

　　“我们大家都曾经见识过种种恶劣的作风。”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来自香港的林树哲委员对领导干部种种不良作风一一数来：有的干部不深入实际，不深入基层；主观片面，向上级报喜不报忧；喜好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对工作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等等。

　　干部作风问题，事关事业成败。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时刻，干部作风问题尤显重要－－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如何花好这笔巨资，全国人民关注，全世界关注。”林树哲委员说，应对危机的过程，实际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过程，是对干部作风的考验过程。

　　林树哲认为，面对危机，各级领导干部思想要务实，应对措施也要务实，任何决策都要建立在正确判断国情的基础上，不能脱离实际，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他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他同时提醒，在新一轮投资中要谨防“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上项目，要充分论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严格建设项目投资的责任追究制度，切不可借机搞新的“大跃进”，仓促上马，盲目扩张，更不可突击花钱。

　　领导带头，群众才有奔头。刘峰岩委员建议，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真抓实干的模范、艰苦奋斗的模范、清正廉洁的模范，真正做到为民解难；另一方面，要把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第二计：产业要转型，干部也要“转型”

　　在金融危机冲击面前，2008年宁波鄞州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33.66亿元，同比增长23.8%，首次跃居浙江全省各县(市)区首位。

　　“鄞州区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逆势而上，不仅仅是因为及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是因为当地有着一批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来自浙江宁波的李立新委员对此进行“解读”。

　　产业要转型，干部也要“转型”。李立新委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换句话说，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学风建设，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首当其冲是加强学风建设。李立新委员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

　　“中央政治局还经常进行集体学习呢。”李立新委员建议，学习的过程是加强分析和研判的过程，通过学习，可以进一步把握形势，理清思路，可以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到工作中去。

　　“当然，学习是多种多样的。”李立新委员针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建议：可以采取“请进来教与送出去学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以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努力实现干部素质的“转型升级”。

　　“比如说，可以针对危机管理、新兴产业等组织专题学习，也可以组织干部走出去，甚至到国际上去进行短期培训……”

　　第三计：转危为机保增长，首先是转变政风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政府工作人员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知难而进，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共克时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和精神状态提出了要求。

　　“这些话说得太好了，很朴实也很真切。”董胜波委员翻开政府工作报告，特地用红笔在几句话下面画下红线。

　　“转危为机保增长，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风。”田中群委员说，要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个大局，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这既是应对危机保增长的基本条件，也是着眼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些委员建议，加强政风建设，必须进一步落实责任追究制。李汉宇委员说，应当将行政问责作为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转变官员作风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山西溃坝事件，再到贵州翁安事件，过去的一年，有的官员引咎辞职，有的被免职问责，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一股强劲的“问责风暴”。

　　“从总体上看，问责还依然缺乏统一具体的标准，问责依据也很分散，尤其是，往往舆论影响大的事件问责的可能性才更大，难以对官员施政起到真正的制约作用。”李汉宇委员说。

　　“建议尽快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行政机关公务员问责办法"。”他描绘出了一幅行政问责的“路线图”，通过立法健全问责制度，规范问责程序，确保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同时防止问责的随意性和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