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7万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

　　■本报记者 崔克亮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承诺：今年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

　　上调扶贫标准，致使贫困人口增多后，能否如中央承诺的到2020年如期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国的开发式扶贫之路还有哪些障碍和坎坷？中国如何看待并弥合与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中国典型贫困地区的真实民生状况如何？他们又有何诉求？这些问题不仅是“两会”的代表、委员关注并屡屡议及的话题，更是与13亿民众切肤相关的大事。

　　“我对2020年基本消灭贫困的目标充满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扶贫开发的表述，标志着中国扶贫进入了新阶段。在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对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国家做出的“兜底性”制度安排，现在又进一步提高了扶贫标准。用回良玉副总理的话说，中国扶贫事业进入了开发扶贫和救助扶贫两轮驱动的新阶段。

　　“扶贫新标准实施以后，我对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一目标充满信心，”范小建说，低保制度建立起来后，本身为实现此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的信心更足了，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难以动摇。

　　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中国扶贫标准与联合国所确定的人均每天一美元以下为贫困标准的差距时，范小建说，首先任何国家制定的标准，都应从国情出发。中国原来的贫困标准是1986年确定的，而现在的国际标准是世界银行于1994年提出的。据我所知的70多个国家，很少有哪个国家是按此标准执行，大多数国家都是按自己的国情制定扶贫标准。事实上，所谓国际标准，主要是世行用于国际贫困状况比较研究之用。

　　第二，扶贫标准的高低与一个国家扶贫水平和成绩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标准不高，但扶贫水平和成就举世公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向我们学习经验。

　　第三，对扶贫标准不能孤立地去看，扶贫标准只是各项农村政策中的一个指标，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要把这个标准与其他的惠农政策结合起来看，应该用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扶贫标准。

　　范小建说，扶贫标准并不是越高越好，要集中力量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次调整标准，说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有能力惠及更广大的人群。“我相信，我们的扶贫标准会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再做调整，面对欠发达地区代表对扶贫脱困、尽快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殷殷期盼。”

　　典型贫困县的开发之路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欠发达省份中的国扶贫困县，全国人大代表、该县主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祝德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威宁所属的毕节地区共有8个市（县），基本属于扶贫开发区、限制工业开发的生态保护区。威宁县有120万人口，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271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扶贫标准合并前，低收入人口9．8万，贫困人口9．8万，合起来近20万；两标准合并、提高扶贫标准后（按1196元标准）贫困人口增至30万左右，扶贫难度加大。

　　祝德光说，威宁的扶贫开发探索过多种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救济粮，到90年代的小额扶贫贷款，效果都不佳。原因在于，每户2000元，大生产搞不了，农户大多青黄不接，把扶贫款都用作生活费了。2000年后，实施整村推进，因没有产业支撑，效果也不好。

　　从2007年开始，扶贫模式改变，农村最低收入人群纳入低保范围，贵州33个贫困县全部实施了这个项目，2008年开始见效，养殖户人均年增收1000多元。同时，把种草养殖项目和整村推进结合，资金找到了项目载体。如果国家给每个村投入50万元，全县80个村，共4000多万元。若每个村投入百万元，可一次性解决问题，形成造血机能，避免以后继续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