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国一年的彩票销售额是一千亿元，那么一年的非法赌资又是多少呢？答案是———约1万亿元。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王薛红博士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业界普遍认为，我国目前合法彩票收入与非法赌资之比为1：10。2007年，我国彩票销售额为1010亿元，据此推算，我国当年非法赌资高达1万亿元左右。这其中，又有几千亿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国外。

　　就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马来称，国家可以出台一些政策，适当放开博彩业，将博彩业的收入用来支持弱势人群、解决三农问题等。

　　上述提议，被不少网友认为“雷人”，并引来“拍砖”无数。有网友质疑，“真的可以把赚来的钱用在扶贫上吗？”

　　业内人士认为，种种争议表明，博彩业本身已经走到了一个进退彷徨的拐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

　　暗流汹涌

　　形形色色的地下赌博已经遍地开花了；境外高层遥控指挥、树形结构管理模式、层层代理抽取利润，是他们的经营之道

　　近期，各地频频曝光的网络赌球事件，或可作为规模庞大的地下赌博暗流汹涌的某种注脚。

　　王建平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该检察院曾受理提请批准逮捕多起网络赌球案件，他在电话里给记者详细解释了网络赌球的管理结构：

　　通常，网络赌球采取的是多级管理的方式，呈树形结构。

　　赌博公司经营着赌球网站，是树形结构的最高层。赌博公司设置在境外一些赌博合法化的国家，遥控我国的赌博业务。

　　大股东是赌球网站的最高层管理者，位居树形结构的第二层。从大股东开始，从管理者到参与赌博投注的会员都有各自的账号，上级管理人员通过其账号登录到赌球网站，可以查询到其所发展的下级账号内的情况。大股东在网站中使用大股东级账号，一般居住在一些法律上允许赌博的国家。

　　股东是赌球网站的高层管理者，位于树形结构的第三层，在网站中使用股东级账号。股东的人数很少且身份隐蔽，目前少有被抓获者。他们通过发展总代理开展赌博业务，并同总代理结账牟取利益。此外，他们也通过部分关系密切的总代理，发展其他总代理扩大网络赌球的规模。

　　总代理是赌球网站的中层管理者，位居第四层。他们人数不多，控制着赌球网站的总代理级账号。他们从总代理级账号中分设出代理商级账号，由代理商招揽赌徒投注。

　　代理商是赌球网站的基层管理者，是树形结构的第五层。他们人数较多，是赌球网站业务的基层推广者。他们从代理商级账号中分设出会员账号，分给他们发展的赌徒，由赌徒通过会员账号投注，并与其结账。

　　在网络赌球中，只有会员账号才能直接投注参与赌球。而这些会员在树形结构中处于最底层。

　　2008年，王薛红及其研究团队曾经调查了31家网络赌博网站，这些网站在国内都属于非法网站。她告诉记者，赌球网站一般采取层层代理抽取利润的方式运营，这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形态，而“基层代理不仅肩负着发展客户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还要负责追讨赌债，于是，赌球网站的代理不可避免地与地下组织结合在了一起”。

　　王薛红告诉记者，赌球网站因其产品丰富、玩法刺激，的确吸引了不少人。但网络赌球只是地下私彩的一种形式，地下私彩还有“万字票”、“六合彩”等多种形式，而且往往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蔓延，严重毒害当地群众，“像水蛭一样抽干了地区经济”。

　　此外，各种地下赌场也暗藏着惊人的利润。王薛红说，2007年她在某省的一个地下赌场调查发现，那里一天的流水额是5亿元人民币，一年的流水额近1800亿元。

　　“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形形色色的地下赌博已经遍地开花了。”王薛红说。

　　病态彩民

　　在南方某私彩泛滥的城市，每到私彩开码日，就会出现农民无心种田、教师无心上课、职员无心上班的现象

　　采访中，相关研究者告诉记者，网络赌球及地下私彩不仅对地方经济带来不良影响，还会导致一些人的心理变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专门为彩民提供心理服务的北京资深心理咨询师韩玫。韩玫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张章(化名)本是投资行业的高级白领，收入不菲。在2006年日韩世界杯期间，开始在网络上赌球。经过仔细地分析再加上不错的运气，整个世界杯期间，张章的收益高达十几万美元。

　　这一意外之财令张章欣喜若狂，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放弃了本职工作开始专职赌球。但遗憾的是，好运气不再伴随他，不久前，当他找到韩玫咨询时，已经反过来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

　　“他(张章)思维迟钝，说一句话要沉思很长时间，但是只要一谈起赌球，马上就变得神采奕奕、口若悬河，甚至还试图说服我也去赌球。他告诉我，他经常会出现幻听症状，或是在某个时刻会突然感觉自己将要中奖而变得无比亢奋。”韩玫向记者描述了张章的状态。

　　韩玫还接待过一个症状更为严重的彩民。这个人每个月都要购买地下六合彩，总共已经亏了五六十万元。“他内心其实也很痛苦，因为负债累累已经影响到家人的正常生活了，但他又总想通过购买地下六合彩重新翻身。于是他不停地买，又不停地自责，实在痛苦的时候，他就拼命揪自己的头发，一把把地给揪下来。”

　　“总的来看，病态彩民在不发病或是不谈论和彩票有关的事的时候，都比较木讷和迟钝，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旦谈起彩票，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十分亢奋、焦虑甚至有暴力倾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毒瘾的成瘾症状。”韩玫说。

　　王薛红说，国外研究表明，全部赌客中有3%到6%的人有病态赌博的倾向，1%到2%的人有病态赌博问题，需要加以治疗和救助。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而在购买私彩进行地下赌博的人群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王薛红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实例。在南方某私彩泛滥的城市，高峰时竟然出现农民无心种田、教师无心上课、职员无心上班的现象。每到私彩开码日，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买码的事情。该城市康复医院的资料表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该院住院部接连收治的因买码而导致精神分裂的病人超过15例。

　　疏还是堵

　　适度放开博彩业的呼声渐起，而坊间又把这一提议视为洪水猛兽。要想走出两难困境，就必须通过立法改变

　　鉴于地下赌博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年前，有关部门曾联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地下赌博的行动。

　　但行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相关人员不无苦恼地告诉王薛红：“(地下赌博)似乎越打越多了。”

　　“赌是人们的一种天性，如果只"堵"不"疏"的话，效果难免不尽如人意。”王薛红对记者说，“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博彩业可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3%，而我国目前的合法博彩却只有0.03%，其他的博彩资金都流向何处了？毋庸置疑，私彩、非法赌博和境外赌博是这些资金的主要出处。”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适度放开博彩业的呼声渐起，而反过来，由于彩票业存在的种种问题，又使得坊间把放开博彩业的提议视为洪水猛兽。

　　“要想真正下决心让这个行业向前走，就必须拿出同样的决心理顺现有机制。”王薛红说。

　　首先需要变更的是发行机制。“当前由事业单位发行彩票的机制，使得彩票的发行和销售完全脱离了市场，也阻止了更为专业的企业进入彩票发行领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正规彩票在与地下彩票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其次需要改革的是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况是，当彩票发行机构出现违反彩票政策的行为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理想的做法是应该设立一个超脱于各部门的监管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发行机构的企业化转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现公益金分配的透明合理。有一个调查让王薛红非常沮丧，“90%的受调查者竟然都不知道公益金为何物”。

　　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彩票业已经走过了20年，发行的彩票总金额高达5000亿元，按照35%的公益金提取比例，公益金总额接近2000亿元。

　　“这是一笔预算外资金。如何使用这笔钱，既没有详细的说明也缺乏必要的监管。”王薛红认为，“公益金还是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由于博彩业的“双刃剑”性质，王薛红提出了渐进式开放的具体步骤：第一步是试点阶段。“时间可定为三年。主要是为了从管理、制度规范，到问题赌博的救助与防范进行试点研究。”第二步是逐步开放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要进行非常规范化的监管与控制。”

　　此外，与开放博彩业必须齐头并进的一项工作，是政府大力发展责任博彩。王薛红说：“病态彩民的出现是博彩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不能为病态彩民负责，那么人们理所当然要反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更何况，彩民是这个行业的衣食父母。收取了那么多的公益金之后，为什么不能为那些病态彩民做一些事情呢？”

　　至今，一直备受关注的《彩票管理条例》仍未能出台，而这对于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博彩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王薛红说，“博彩业要想通过适度开放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就必须通过立法对现行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而“相关法律制度的建构不是由一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完成的，规范博彩业的立法在整体上应该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文件构成的”。（记者杜晓）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