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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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猫猫”非偶然 《看守所条例》已“过时”

　　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应将条例升级为法

　　对于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发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认为并非偶然，而是暴露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刘白驹，他表示，目前的《看守所条例》已经“过时”，是时候将《看守所条例》升级为《看守所法》了。

　　“躲猫猫”暴露出法制缺陷

　　2009年2月中旬，云南青年李荞明被关进晋宁县看守所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是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而死的，这一结论引起舆论强烈的质疑。在网民和社会舆论的追问下，云南有关方面经过认真调查公布了结果，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说完这句话，刘白驹在电话中的语气加重了，“此案不仅暴露出执法部门存在有法不依、玩忽职守的问题和监督部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还暴露出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刘白驹认为，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应当在总结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立法。

　　立法以规范看守所活动

　　目前，看守所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这个条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许多内容落后于司法实践的要求。”刘白驹说，有的规定、概念

　　（如“人犯”）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应当予以更新。

　　刘白驹又指出，更根本的问题是，看守所的活动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超出了行政管理范畴，仅由行政法规加以规范，既是不够的，也是不妥的。

　　刘白驹说：“看守所条例实施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行政法规升级为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

　　建议加强对看守所的监管

　　对于制定看守所法应着重解决的问题，刘白驹认为，这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改变看守所的管辖。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辖弊大于利，建议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这样，司法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合法进行，更有利于刑罚的依法执行和对在押人员的管理。

　　其次，加强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是罪犯，看守所法应当根据他们的特殊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他们依然享有的一些权利，并制定措施加以切实保护。对于在实践中经常遇到阻力的“律师会见权”，《看守所法》应有具体的保障条款。

　　第三，进一步细化看守所羁押执行程序。《看守所法》应吸收《看守所条例》以及《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合理内容，并根据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保护的要求，加以修订完善。

　　第四，明确看守所违法行为和事故的处理程序及法律责任。刘白驹特别强调，应当规定，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其家属对死亡的原因存在疑问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主持死亡原因的鉴定，并可以根据鉴定结论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五，加强对看守所活动的法律监督。《看守所条例》也有关于人民检察院监督的规定，但比较“软”。《看守所法》应当改变被动的监督模式，建立人民检察院主动监督机制，对监督的职责、程序、效力、法律责任和看守所相应的义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新闻延伸

　　司法公正

　　呼唤人民陪审制度

　　昨日，记者就“躲猫猫”事件采访了北京延庆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专家表示，司法公正呼唤人民陪审制度。

　　陪审团代表人民意愿

　　记者：“躲猫猫”事件到底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司法公正问题？

　　易延友：在现行的体制下，只有检察机关能去调查清楚，虽然人大代表也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但是民众普遍对国家机关缺乏信任，在这种心理预期下，大陪审团调查制度就呼之欲出。因为大陪审团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意愿。在“躲猫猫”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就缺乏这样一种机制。

　　何兵：“躲猫猫”问题在于调查委员会没有权，应让人民进陪审团。

　　可以先在地方试点

　　记者：设立陪审团在现实情况下有什么阻力？

　　何兵：没有阻力，我们法律上就有这个程序。我认为陪审团可以先在一个地方搞试点，比如河南、广州，可以让一些法学专家去挂职推广。

　　易延友：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在于我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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