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监督的内容不外两个方面：或者是表达观点，或者是提供信息。网络监督的角色就是观点的表达者和信息的提供者，这里表达观点包括批评和建议，而提供信息也包括披露事实。由于网络技术本身能够突破地域、时间以及其他物理限制将众多主体聚合在一起，而且传播十分迅速，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流观念与信息的公共空间，表达的民意更准确、更直接，范围更为广泛。
人们通过网络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彼此的想法，倘若在有效规范的指引下，也可以就某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秉持不同观点的主体可能在协商与对话的过程中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甚至达成某种形式的合意。所以网络监督本身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再者，网络媒体几乎为所有主体都提供了发声的机会，故而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所表达的民意更具有草根性，更贴近基层和普通大众的心理，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的声音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得以传达，可以体现观念代表上的均衡。
诚然，网络监督也存在自身的问题，诸如非当场性和非当面性造成的隔膜、非理性的情绪、激烈的言辞、语言的暴力乃至多数人的暴政都很常见，而且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不过，也不必因此全盘否定网络声音的价值。网络监督本身的规范存在两个向度：第一是他律，可以通过调整现有法律的适用范围，为网络监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例如，2008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的“人肉搜索”案就是在为网络行为提供法律的标尺。第二是自律，互联网本身是一种虚拟的空间，可以通过主体自我规制的方式确立或提供某种秩序。
网络监督之所以在我国如此发达，与现有其他监督机制一定程度的失效有关。首先是政治表达的渠道不够通畅，由于民主发展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时候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与人民缺乏具有利害关系的实质联系，特别是农民和非主流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其次是司法机关通过化解纠纷平息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提高，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对于司法制度的信任。再次是行政过程的开放性不足，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使行政过程打开了一条缝，但行政过程的运作仍然偏重输出，来自社会的信息很难输入，结果必然加剧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事实和观念的双重阻塞。另外，传统媒体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能力也比较有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手段，为堆积的公共意见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常规的宣泄途径。这也可以为未来现实空间公共意见的形成提供先导。当然，在久旱逢甘霖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前述过犹不及的缺陷。倘若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公众宁可相信网上的传闻，也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解释，那么政府只有通过更加开放的公共决策和行政过程，方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对于网络监督中出现的失范要加以疏导和规范，而不能围堵；而对于网络监督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提供的重要线索，国家有关机关也应该积极地予以回应。
总之，网络监督本身存在问题，网络监督提出了问题，网络监督也体现了问题。网络监督既不是洪水猛兽，但也不是什么济世良药。因为网络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而是提出和发现问题的地方，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需要诉诸于国家机关的正式监督。倘若网络监督能够激活国家机关的正式监督，能够使被监督主体的行为有所改善，那么相关的目标或许就已经达到，因为我们无法谋求更多。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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