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再造：重庆80万回乡农民工落地新生态

　　3月的第二个星期即将过去，重庆万州区劳动局农民工异地保险接续的窗口，申成友满脸的焦虑。

　　“万一要是办不成这个劳动保障的接续，我前五年在广东交的养老保险和医保就白交了。”申还穿着去年回乡时工厂的厂服，洗的有些泛白，但是上面依稀可见曾经的油污痕迹。

　　申成友是去年年末回到重庆家乡的450万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在这天下午的窗口旁，挤满了前来咨询的人群。他所工作的“中山嘉宝制衣厂”已经倒闭。

　　回到万州老家之后连工装都没有来得及脱的申成友，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区劳动就业局办养老保险的衔接。

　　他是城市化之后办理的农转非户口，在中山市退出了养老保险时，申成友只退出了个人账户中个人缴纳的1万多元。另外统筹部分，他需要在办理异地接续之后，才可能继续属于名下。

　　异地接续办法，看上去很简单，需要做的仅是，先回重庆万州开一张劳动局的接收函，然后再让广东中山出具转出函。

　　“为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忙活了整整一个春节，手续要一个一个的办，只有办好了心里才算踏实。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申成友说。

　　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申成友，他的情况可以办理，但因为是办理一家3个人的社保衔接，所以要到四楼财务那里重新将材料分开复印再盖章。

　　但即使办理了异地社保接续后，返乡农民工，开始遭遇中国式农民工就业现实困境。长期在城市中生活习惯的他们，在想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据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介绍，重庆市一共有750万农民工，其中450万去了沿海地区，有300万在重庆本土打工。过完春节后，这450万外地农民工并没有都出去，实际上只出去了三百六十多万，也就是说有八十多万本来是在沿海打工的，现在滞留在重庆。对重庆市政府来说，关键是怎样解决这80多万农民工就业问题。

　　回乡就业之路

　　谭庆渝在培训大楼面前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进去。

　　“我担心学不到啥真正的技能的，就算是学到了，也找不到我想找的工作。”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劳动力市场外徘徊了半个月之后，农民工谭庆渝信心不再满满。

　　谭想过去申请小额贷款，但是打听到村子里唯一一个拿到贷款的养了一千头猪的那个人，姐夫是县里面银行上班的，就却步了。

　　“普通的人要找担保人，得找过硬关系，汽车下乡我也听说了，但是就算是买了车，像我们村上也有一个，也就是平常赶集的时候带几个客人到镇上，平常基本上也是闲置。”

　　有些想法，但是苦于无奈的谭庆渝，在重庆失业返乡农民工找工作的人流中并不算特例。在凯恩斯式政府救市中，他们则遭遇了自己中国式的谋生思维。

　　谭庆渝的咽喉处有一个深深的凹陷，那是1995年，正在广东东莞太平镇打工的他一次意外事故留下的痕迹。

　　“在工厂宿舍摔的，不算工伤，工厂老板好歹赔了2万块，捡回了一条命。”谭庆渝从衣兜里摸出相隔十年的两代身份证，旧的那张上，谭庆渝青春朝气，新的那张上，暮气已现，“要是还是当初走的时候这个样子，应该不会等了半个月还找不到工作吧。”

　　穿着一身正式的西装，站在闹哄哄的人才交流市场中，谭显得很不合群。“我穿成这样，招工的老板就认为，很多工作我不能做，其实我能干力气活，也懂一点点工厂的管理，但是要说实际的技能，没有，虽说在广东20年，但是一直做普工，进的都是小厂，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险。”

　　谭庆渝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东莞厚街，那是1989年，现在已经38岁的他因为所在的电子厂倒闭回到了重庆老家，“半夜三更躲在朋友门后逃暂住证检查和为了给老婆讨薪砸工头黑砖头的事情我印象最深。”

　　谭的儿子已经十岁了，1993年他在东莞认识了年纪相仿的湖南女子任贵湘，两人带着孩子于去年一起结伴回到了重庆涪陵区李渡镇龙塘五村，一个山区的乡村。

　　但留在山村，对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来说，重操农具早已陌生。讨论一晚上的结果是，把孩子留给了在家务农的父母照管，谭的妻子任贵湘去了重庆红旗河沟附近的一家酒楼帮工，每个月800块钱包吃住，他则每日留连在南纪门、沙坪坝石碾盘劳动力市场。半月有余，他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说的合适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月能够有像原来在广东一样的两千左右的收入，最关键的是，要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你看看这里，有这样的工作吗？大多数能让我们问问的工作也就一个月八九百块。”谭庆渝说。

　　很多当地就业部门的人士听到类似谭庆渝的想法，觉得太不切实际了。但是谭庆渝们有自己的一笔帐， “你以为重庆的生活水平比广东就要低多少吗？这里的猪肉要卖到13块一斤，比广东还贵。”

　　或许，来到劳动力市场招工的企业，会遵照政府裁员20人以上需提前上报的规定，但是当几百万人徘徊在就业市场门口时，绝不会为谭庆渝的20年广东生活经验给付他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更多的月工资。

　　从2009年1月1日起，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80－100元。调整方案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每月为680元。

　　谭庆渝说，自己显然还没有适应回乡后的生活。“老婆天天跟我说既然是经济危机了，有份这样的工作干着也挺好。”

　　不打算马上学习中国式阿信的谭庆渝最后告诉记者，他听说自己的同乡在重庆收废弃的油桶，洗涮干净了再卖给工厂能赚钱，“我实在不行了，就会干这个，也算创业了吧？”

　　农民工创业通道

　　像谭庆渝这样的返乡农民工的想法，重庆市政府已经开始注意。谭庆渝们以为凭自己的关系创业不可能，这样的现实困境，在今年，重庆市或将开始着手有效解决。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话说，就是政府要帮忙做好三件事。

　　首当其冲的是创业的门槛要低。“因为不管什么行当都有个门槛，但对农民工创业，哪怕摆个地摊，拿一百块就可以干的，你也要允许他。”黄奇帆说。

　　而对于创业过程，重庆市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资本金补助加银行贷款帮助。对此，黄奇帆有另一本帐，“他如果不就业，是一个扶贫对象，你把扶贫基金拿出一点钱来变成他的创业基金，这个上面要做点转换。”

　　准入和融资，这是让创业变成可能。但是要让创业可持续，黄奇帆说，这就是重庆市今年要办的第三件事，“就是对农民工创业办的企业，不管是个体户，还是合伙人制的公司，还是一个小公司，应该允许他五年基本免税，不管是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还是交易契税。总而言之，比如说两年全免，三年减半。”

　　三件事，环环相扣，但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一件划算的帐，“他如果不创业，政府不仅收不到税，还要倒过来拿出政府的税费去救助他们，所以对这些创业的人是要给鼓励的。如果这三件事做好，我想这一部分就能够比较好解决。

　　但是，作为有80万滞留的重庆直辖市来说，重庆市清楚，真正有能力和愿意创业的，大概也就1%这样一个比例。对于剩下的99%的农民工就业，需要新思路。重庆市政府的想法是：腾出20万的就业岗位让沿海回来的有一定经验的农民工先就业。

　　这20万就业岗位还是推算出来的。根据黄的推算，每年增加一千五六百亿销售值，就可以增加五十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但是增加一千五六百亿的销售值是建立在每年工业总要有一千五六百亿投在基础设施上的。

　　而实际情况是，每年重庆农民工进城有四十万左右算，现在提出20万就业岗位，实际上是比去年还少了20万。

　　对此，黄奇帆解释，“今年我们采取一个措施，就是本来你今年是农民进城的，放慢一点，不要40万人进城，新进城的农民工有二十万就行了。”

　　不过问题是，如谭庆渝这样的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在农村，还能窝得住吗，或者能窝多久？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就业券效果还需等待

　　80万农民工就业，这是重庆市直辖以来碰到的最大难题。就业渠道需要不断拓宽。这对于四川省会的成都市来说，问题的解决难度可能相对小一点，因此可以放手做一些尝试。

　　对于成都市14万返乡农民工来说，他们将领到“就业券”，对于外出多年的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但是“管用否”这是他们问的问题。

　　“我们有培训措施，每个人发五百块钱的培训券，可以在指定的学校当中任选，学校任选专业，参加技能培训，为找工作打基础。”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包括因为经济原因被裁下来的企业员工、毕业大学生没能够就业的。最近我们把返乡复员的战士、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也一并考虑进去了。”

　　在李春城看来，教育本身就是消费的一部分。他心里也有一笔清楚的帐：农民工不慌，能够正常消费，就为我们渡过这场难关、为我们把扩大内需的方针真正落实、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扩大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就业，这几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市政府的统一思路。经济局势的动荡之下，财政政策开始作为一个平衡器，即当私人开支下降时政府增加其开支。

　　这样做需要代价：中国财政部2009年预算报告中确定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为95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规模。中国2008年预算赤字为1800亿元。问题是巨大投资能否抵消经济波动？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危机中的异想天开

　　王万灵脚上闪着荧光的银色休闲鞋，是她回重庆万州之前，在日本东京银座的商业区购买的。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她身旁的两个巨大的包裹里装满了给孩子带的礼物，两年前，王万灵经万州国际劳务输出公司介绍，去了日本“打洋工”。工作地点在日本东京附近的农村。

　　不光是王万灵，坐在她一边的丈夫则去了泰国，从事的还是农业。

　　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要有专业技能的才行。像我们这种本来在家就是务农的，不需要用人单位再浪费时间和金钱来过多培训的他们才会要。”

　　万州区的国际劳务输出平台自三峡大坝开建之时即开始搭建，数年来有2500多名三峡库区移民走出了国门，前往美国、日本、阿根廷、阿联酋、毛里求斯等地打“洋工”，从事渔业、缝纫、护士、钳工、农作等工种。

　　记者在万州还了解到，这个库区所属的区县，还积极与金融部门衔接，探索实行劳务输出助业贷款，建立对外劳务输出助业基金的路径。

　　以王万灵丈夫为例，为去泰国，做这份工作，他们每人需要缴纳2万元培训费和押金。这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并不是小数目的开支。

　　“农村是蓄水池，但不一定蓄得住，毕竟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习惯了。”万州一家外劳输送与培训的机构负责任人告诉记者，“国家的政策见效要等待，经济危机的时候，向他国输送经过培训的劳动力也是国际上惯常的做法。”本报记者 吴鹏 重庆 成都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