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行走夹缝之间 为官治县感慨角色尴尬(图)

　　副县长：行走在夹缝之间

　　为官治县，他们为何感慨角色尴尬？

　　无论是职权授予的以法律法规为边界的刚性法则，还是基层权力的内在运行逻辑，似乎都没有赋予这一角色更多发挥空间；委身基层权力矛盾相互作用力下的犄角，如何在夹缝中行走?

　　“郡县治，则天下安”，两万多名副县长，重责在肩。策鞭催马，如何内外兼修，让他们达到“有位有为、有责有权”的统一？

　　为什么某些地方官场潜规则屡试不爽，深刻影响着基层权力格局的相对秩序？在“差序格局”下，社会权力运行规则总有其非制度化的一面——

　　“差序格局”下的副县长生态

　　□文/本刊记者 孟盛

　　社会关系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编织的复杂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后来，学术界将这一理论引入基层政治经济体制中，探讨非制度化因素对权力结构的影响，由此可知基层官场权力生态中，人情厚薄、情义深浅、关系远近对于弱势权力安身立命的意义。

　　副市长的回忆

　　廖南（化名）在西部一历史文化名城任副市长。回忆当年，他向记者畅谈曾经任职副县长的个中体味。

　　上世纪90年代，他搭上省委组织部下派高校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的“顺风车”，来到某贫困县任副县长。大学里，廖南就读的是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至校教务处。

　　刚开始，由于不熟悉基层工作，廖南象征性地分管科技、文化体育和一些垂直管理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廖南渐渐熟悉了当地情况，但苦恼也随之而来。

　　他所负责的，要么是不被重视的“冷衙门”，要么是“不需要管”的垂直管理部门，他也曾雄心壮志要在“冷衙门”里做出点文章，最终因方案得不到县上支持而“流产”。“那时候每天都很茫然，没人信任你的能力，更没人给你展示能力的机会。”他回忆道。

　　在一次成功完成县委书记临时交办的任务——化解企业改制引发的小规模群体事件后，廖南的才干得到了认可。此后，他又陆续分管了安全、教育、卫生、档案、人口与计划生育、城乡统筹等。他说，虽然还是一些“弱势部门”，但毕竟涉及的社会事业的范围更广，从中能够看出一把手对其信任程度的加深，“我个人能力的发挥空间也更大了”。

　　“另一方面，责任也更重大了，‘安全’是个烫手山芋，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出一点岔子，立马‘下课’。尽管是‘一岗双责’（即分管这项工作，就要负责这项工作的安全），但如果其他副县长分管的部门出了安全纰漏，我也会负连带责任。”他说。

　　廖南堪称县上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专家，却从未分管过城建，“这种‘油水部门’自然还轮不到我头上。”他调侃。

　　权力分配的“规则”

　　县级政权中，政府班子的分工是个敏感话题，在一些地方也折射出“差序格局”下特有的政治现象。

　　“县长全面管，常务管全面”。一般而言，县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常务副县长负责政府常务工作，如财政、人事等核心部门是必管的；交通、规划、国土等重要部门，要么进入常委的副县长分管，要么资历深、威望高、能力强，又深得一把手信任的副县长分管。

　　剩下的就是那些“缺钱少权”的“弱势部门”，排名最后的副县长分管这类部门的可能性较大。

　　“权弱责重，那滋味不好受啊！”副县长陈彬感叹，“基层的利益观导向特别明显，所以分管‘弱势部门’的副县长在当地往往说不起话。”

　　某些地方副县长“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背后，是权力分配的失调。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在基层一些地方，分工中既体现组织原则，也存在一些权力配置的潜规则。如果主要领导对权力分配不公，造成责权长期不对等，必然引起被偏废者心理失衡。

　　采访中也有不同看法。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向光宜告诉记者，政府班子的分工总的来说是根据个人能力、特长、经验及多年工作经历的惯性自然形成的，确实有可能存在主要领导的好恶、亲疏和信任度，但总体必须体现平衡原则。“毕竟一碗水要端平。”他说。

　　与一把手的关系

　　“差序格局”下，还有什么关系比与处于权力核心的一把手的关系更为关键？

　　一把手与下属的关系，历来要受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人伦情节”的亲疏远近原则会影响个人在一把手心中的位置。

　　许多采访对象也认同，副县长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县委书记手上。一把手的充分授权、充分信任，让其放手大胆干，是副县长最强有力的政治后盾。

　　“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该为副县长树立威信！”县委书记杨增江认为。他向记者描述了该县工作流程：县政府重大项目报告，涉及到相关部门的，必须由分管副县长签批后方能生效，再上报常务副县长，由县长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研究后报县委。“如果局长绕过副县长，直接把文件送到我这里，那叫不懂规矩，会受到严肃批评。”他认为，“副县长说话不管用，凡事都要一二把手亲自去过问，那还怎么工作？！”

　　然而，与一把手的关系是个不确定因素，要想真正做到“有位有为有责有权”，副县长只能做好功课，练好内功，尽可能展示自己的能力才干、公心廉心、人品官品。如果不幸遇上私心重的一把手，也只能见机行事、择善而从了。

　　“很差钱”

　　熟人社会中，人情是进行社会交易时用于馈赠的资源，更是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吃吃请请在所难免。对此，副县长却有“难言之隐”。

　　廖南向记者描述了他的尴尬。“基层总有些吃请，说难听点，副县长连请顿饭都捉襟见肘，太穷酸！”他坦言。

　　一般而言，常务副县长管县政府接待办，资金充裕，担任常委的副县长手上也有少量经费以保障公务开支，惟独副县长没有使用工作经费的“签字权”。“如果遇上接待对象既无对口部门，又不符合县政府接待办标准的时候，只有拉着局长帮忙埋单。”廖南透露，这是副县长这个群体较为普遍的做法，特别过年过节，当然其中也不乏私人招待。

　　副县长陈彬也向记者透露，该县有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直接叫教育局长从部门经费中划拨了几万元到政府办，以保障其工作开支；还有一个县，一局长被查出挪用专项资金20多万元，纪委调查后，才发现了一堆副县长们报销的发票。

　　不规范的操作必然带来负面效应，一些副县长因此更加管不住部门，形成恶性循环。

　　采访中一些副县长表示，由于涉及社会事务多个口，方方面面的关系都需要去沟通，一些费用的产生不能避免，县上应给予经费上的保障。

　　一些地方对此作了尝试。据了解，为杜绝副县长四处找部门“消化”发票，西部某县就规定，副县长拥有两万元工作经费的“签字权”。

　　然而，是否有必要让副县长彻底“不差钱”，恐怕还需厘清某些官场油条做官的不纯动机与浮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