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行走夹缝之间 为官治县感慨角色尴尬(图)

　　不是“没想头”，而是“有干头”

　　□文/本刊记者 孟盛

　　心态要放正

　　“一边拼命地干，一边拼命地熬”——某些副县长在抱怨中寻找各自出路，其间勾勒出许多值得玩味的官场心态。

　　一些副县长逐渐琢磨出一套处世哲学——揽事不揽权，做事不争功，陪同不炫耀；演好角色，拿捏分寸，把握平衡，进退有度……尽管心态疲惫，却不失为一种伺机“升级”的有效手段。

　　某些副县长，特别是“空降部队”，自知当地上升空间有限，为尽快摆脱角色的束缚，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运作回市级部门任副局长。尽管从此“清净无为”，但责任的压力却大大减少。

　　某些副县长无法快速上进，只能“多年媳妇熬成婆”，苦等5年后换届一搏。还有一类副县长，自知“快到点了”，上升无望，消极混日，干工作表现出“干多没啥意思，不干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全干你啥意思”的“撞钟”心态。

　　种种不良心态，折射出一些副县长心烦气躁的官场生态，这些消极心态不仅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或行政不作为，同时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更不利于当地班子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指出，某些副县长群体的失衡心态，既存在基层政府管理体制的积弊，同时反映出官本位积习下，一些官员的利己主义思想。

　　“要说尴尬，每个位置的人都有自己的尴尬，如果连一个副县长都要叫苦，那些还没脱贫的老百姓呢？”副市长周波说，“有些角色手中本来就不应拥有某些权力，如果因此而抱怨不能施展拳脚，那是急于揽权、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祟。”他认为，副县长应提高政治素质、加强理论学习、锻炼工作能力，多把心思放在干事上。“没有无权，只有无能。摆正心态，是金子总要发光，在哪都能闯出名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应以老百姓的满意度为准绳，而不是去计较个人权力的得失或一时的困顿。”反腐学者辛宇指出，“关键看你做事是否出于公心。”

　　必然阶梯

　　不容否定的现实是：副县长们大多数是从局长、乡镇一把手一步一个台阶干上来的，他们是基层政治角逐中的佼佼者，在迈上这个新台阶后，也意味着踏上了新的上升阶梯。

　　罗强两年前从镇党委书记提拔为副县长，回忆起任职那天，他用“激动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晚上，一家人高高兴兴出去杀了顿馆子。他说自己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能有今天，拿他老父亲的话来说，“光宗耀祖了！”还在公示期，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就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这是对我多年来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干事的充分肯定。”罗强告诉记者，“信任与期许来自方方面面，组织的、同志的、乡亲的、父母的、妻儿的……让我始终感觉，这份事业有沉甸甸的责任。”

　　在副县长这个岗位上，他说，自己收获的不仅仅是级别与官位的进步，或者占领了通往更高位置的一个口岸，而在于对自身综合能力全方位的锻炼和磨砺，个人思想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

　　罗强主要分管农业。凭借着多年的积累，对传统农业轻车熟路的他更将以前当镇党委书记时，对农村现实之思考和想法带进新岗位的实践中。如今，新农村建设在当地搞得风生水起，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村村污水集中处理，合作医疗有声有色，农民从打工仔到小老板……

　　“没有副县长这个平台，我不可能将这些想法实现，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功课’。”他说，“每次当不认识的乡亲老远冲我打招呼时，就感到干起这份事业特别带劲，特别满足。”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采访中许多副县长同样表示，这个位置虽有尴尬之处，但并不乏奔头。“毕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比起以前当局长，无论是眼界还是看问题的角度，都更为宏观和全面；要面对更复杂的关系、局面和千头万绪的工作，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成熟了。”副县长田宏认为，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得到了历练，而目前这个位置也是其仕途中必然的阶梯。

　　现实中，一些工作能力强的副县长，三两年，或提拔，或重用，成功踏上常规晋升通道。

　　采访中一些副县长也表示，尴尬是一些客观现象，并非对现状不满，只是没料到在这个位置上做事会有那么大的难度，或许之前对困难预测不足，影响到履职和作用的发挥。

　　不做“消费型”领导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副县长话题存在争议，但不能忽视这一基层政治生活的特殊现象。“郡县治，则天下安”，自秦置郡县，县就是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其发展稳定，是整个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石。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级政权的建设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事实上，国家的大政方针最终都要靠基层政权来落实。”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后强教授指出。

　　我国有两千多个县，也就意味着有2万多名副县长，他们分工明确、各管一块，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都要靠他们来指导、协调完成，发挥好这一群体的作用，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兴衰，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大计。

　　他认为，对于讲求“生活政治”的基层来说，道德修为、个人魅力、人品官品、性格人格等软实力的征服比硬权力的领导更为有效。

　　“不要去做‘消费型’领导。比如有些副县长总想尽可能多地支配部门的权力和资金，下面当然不买账。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想，给部门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呢？”他向记者谈起，当年挂职副县长时，他分管妇联、科技等“弱势部门”，不仅积极为部门争取省上经费，而且创新思路、亮点频出、成绩斐然，受到全国表彰。

　　当然，在强调主观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要想更好地发挥好副县长群体的作用，客观条件同样重要。应该积极为副县长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施政环境，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树立起他们的威信，激发起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有干劲、有冲劲、有动力、有号召力，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干出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因此，一些采访对象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扩充副县长的权力，为其履职尽责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某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向光宜主张，一把手应为副县长落实“三权”——人权、事权和财权。

　　“人权”，即在组织部门推荐、考察干部的时候，涉及到副县长分管的部门，应赋予其提名权。目前虽然也有征求分管副县长意见这一程序，但很多时候只是走走形式；“事权”，即在涉及到副县长分管工作的，在允许其列席县委常委会之外，应给予其发言权，让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财权”，即在项目审批时，原则上分管副县长签批后才能生效，为其树立权威。此外，还应给予副县长一定的工作经费保障，满足其正常的公务开销，让他们不再“捉襟见肘”。

　　为了达到权责统一，有专家学者建议，可以探索副县长权责明晰方面的规章制度。据记者多方了解，对于政府班子具体行政权力的规定，似乎只有《国务院工作规则》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内部规程，也仅限于内部工作程序性安排。

　　至于县级政府，职责权限和职位说明更加粗线条，“某些地方会有一些工作文件，对行政架构和分工进行简要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毛昭辉告诉记者。尽快加强制度建设应是破解副县长权责分离等现象的根本保障。（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涉及的副县长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