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察
杨涛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提出，将“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完善庭审旁听制度，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
1998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首次现场直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国内十大电影制片厂诉电视作品著作权被侵权的法庭庭审活动全过程。
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重申：“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到如今各地电视直播庭审的风起云涌直至网络直播出现，庭审直播走过了十一年风风雨雨的历程。然而，今天有关庭审直播的争议并没有平息，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也没有出台，此次最高法院提出要“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可谓正当其时。
在现代社会，围绕着舆论监督、公民知情权、监督司法与法官独立审判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庭审直播恰恰是处于这种争议的缝隙之中。主张不宜开放庭审直播的论者往往站在支持独立审判的角度，他们认为在直播情形下，镁光灯的闪烁、媒体人员的走动，无疑会影响法官的审理和当事人的情绪；媒体人士的倾向性意见，也有可能会影响大众，产生“舆论审判”的情况。我们并不否定庭审直播具有某种负面效应，但也应当看到它对于促进公民知情权和保障司法公正有重大的作用：庭审直播利用直观的形式有利于在普通民众中普及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庭审直播也可以促进法庭各方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对法官驾驭庭审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庭审直播让法官的行为置于阳光之下，这将极大促进法官公正司法，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事实上，一些国家对于庭审直播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向来是反对进行庭审直播的国家，在许多案件报道中，我们只能看到庭审的一些素描，但在辛普森案、科比案等案中，美国观众都直接观看了庭审全过程。因此，对于庭审直播的态度，显然不能一味主张取消，而应进行规范。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规范庭审直播的核心问题在于，既要保证公众知情权、监督司法公正的实现，又要保障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舆论审判”的干扰。
首先，就是规范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那些不宜公开审判的案件，例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当然不能进入庭审直播。不仅如此，一些争议不大、不具典型意义的案件也不宜直播；还有一些可能影响证人作证、暴露证人身份导致证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也不宜直播。在选择庭审直播的案件上，法官具有决定权，但应征求当事人双方的意见；不过，为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众的知情权，法律也应当赋予当事人申请直播或者不直播的权利，赋予媒体申请庭审直播的权利，法官不准许的，应当允许当事人和媒体向上级法院复议。
其次，庭审直播必须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意干扰法官审判和当事人的辩论。庭审直播干扰庭审一个主要弊端就在于人员走动和镁光聚焦，影响庭审人员的情绪，这就需要禁止法庭上记者的随意走动，防范直播设备对庭审本身产生干扰。实际上，目前的技术设备日益先进，如辅以更为严格的要求，这种干扰庭审的负面影响必将降到最低。此外，如果在直播过程中发生了干扰庭审秩序或者不利于证人作证等情形，法官有权裁定中止直播。
再次，要规范进行直播庭审的媒体人士的言论与行为。一些媒体人士在直播过程中喜欢未审先定，给当事人扣上犯罪的帽子。比如有些媒体在庭审直播中，就使用大量定性定罪报道，甚至称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活动”、构成了什么罪。因此，要规范媒体报道和评论语言，媒体应当着重于法律知识的介绍与事实的解读，禁止随意给案件定性，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引发“舆论审判”。违反规定，法庭应当有权给予罚款和其他处罚。
最后，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应尽可能当庭宣判。因为当庭宣判不仅能产生良好的普法效果，也能及时监督法官判决的公正性，检验法官的法律素养和水平，避免民众产生“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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