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纯粹的仪式公祭英烈

　　在法定的第二个清明节假期到来之际,中国各地再次掀起“公祭热”。不仅公祭黄帝、炎帝,就连伏羲、华胥氏,以及孔子、老子等都要公祭。而在热热闹闹的“公祭”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些应当纪念的身影。有媒体呼吁,官方更应该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3月30日中新社)

　　这些年来公祭之风愈演愈烈,公祭“祖先的祖先”者也不在少数。而公祭之风盛行,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而非所标榜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爱国教育”。看似风风火火,实则劳民伤财;说是利于经济发展,实是缺少发展的思路。它只不过是形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缩影罢了。而且,这些公祭活动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越是贫穷的地方,公祭活动越壮观!

　　一方面是公祭对象越来越泛滥,另一方面却是一些本应该被列入公祭对象的人物被渐渐遗忘。针对此起彼伏的公祭活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者心中,最能接受的公祭对象是革命先烈,有77.3%的受访者持这种态度。而在现实中,部分地方的烈士陵园得不到足够保护的新闻屡有所闻。

　　如果把眼界放在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都有自己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每一个国家的烈士纪念日背后,都浓缩着一段本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光辉历史。比如阿尔巴尼亚的烈士节,是为了纪念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的22岁的领导人捷马尔斯塔发;缅甸的烈士节定于每年的7月19日,是为了缅怀缅甸杰出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等烈士。很多国家烈士纪念日的活动也很隆重,如俄罗斯、美国在纪念日都要举行由国家元首参加并主祭的仪式,民间也有很多人自发到烈士墓或纪念碑前献花,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无名烈士墓,甚至成为无数新婚伉俪举行婚礼的圣地。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尚缺乏形成制度的公祭人民英烈活动。虽然近几年公祭英烈的呼声不断,比如200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伴青同样提出了设立“革命烈士节”的提案;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建议,将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2007年两会期间,军队人大代表陈章元提交了“关于建立公祭人民英烈制度的建议”的议案,但在现实层面上,这些呼声还远未落地。不少地方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到公祭的意义时,首先要强调的还是“文化传承”,远远没有认识到公祭英烈的现实意义。

　　青山有幸埋忠骨,战后黄花分外香。铭记英烈的名字,用隆重的仪式来祭奠他们,不仅是为了表达后人的感恩心情,也是希望将来一旦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遭到挑战,有人能够像这些死难的烈士那样挺身而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特定规模的纪念仪式,历史或许将会慢慢老去。

　　超越传统意义,清明节应当被我们视作一个国家标志性的纪念节日。在这里,有着国家、集体、个人对已故祖先英烈亲人的追思和尊重。在这里,我们更应该完善各种公祭英烈的活动,而不是仅仅举起“文化传承”的招牌践行“公祭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思维,我们更需要一个纯粹的仪式公祭英烈。

　　我们必须明白,公祭英烈,建立公祭英烈制度,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有效的载体,让追寻英雄、仰望崇高的道德标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这并不是虚无的形式表现,公祭英烈,它的意义远远超越内容本身,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导向,它对每一位国民而言都是一次灵魂的触动和拷问。（陈方）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