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公车比限行更能缓解拥堵
□独家视角
支振锋
试行中的“五日制限行”规定将于4月10日结束。恢复北京交通管理此前的常态,还是让“试行”措施正式“上岗”抑或另觅新招,目前尚不得而知。
争论很有趣,但却很可能是意义有限,结果缥缈。一方面,所谓的“行车权”并非完全不可克减的绝对权利,为了公共利益,让车主忍受轻微的不便,在法律上并不是什么逾越不了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即便“限行制”不违物权法,职能部门也未必能够找到充分的法律依据,因为政府只能严格依据法律的授权来行为。口水官司打到最后,可能也不过是为“限行制”补上一个更完美的法律手续而已。但我们却因之而遮蔽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如何缓解或者解决交通拥堵。
为了首都北京的畅通,有关部门招数用尽。然而,限行不仅在合法性上具有缺陷,而且在技术上与效果上遭到了普遍质疑:作为主要被限行者的私家车,每天主要是上下班使用而已,上路率并不高;限行带来的畅通不仅会刺激更多人买车;而且其不便也可能导致更多的人去买第二辆车;其行政强制性的限行执法成本随即提高。因此,我们必须从这场无益的法律争议中跳出,去找更为有力的缓堵措施。
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削减公车。
相信大家都记得2006年的中非峰会,除了个别路段外,峰会期间并没有限行措施,但整个北京却少有的一路畅通,秩序井然。究其原因,就是中央驻京机关公务车的50%、北京市属机关公务车的80%被封存。峰会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49万辆公车入库封存,本市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在其他既定不变的情况下,封存部分公务车,竟能极大地改善交通状况,这个措施实在是值得坚持。
当然也有人质疑,比起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在北京的政府及事业单位公务车数量并不占优势,而且比例还可能逐年下降,削减政府公务车如何能够真正缓解交通呢?其实,只需简单算上几笔账,即可一目了然。
中非峰会时北京全部的机动车保有量大约为280万辆,而仅仅封存其中49万辆公务用车,交通状况就能极大改善,至少说明了公务用车是导致拥堵的重要力量。原因很简单,公务车油是公家的、车的耗损是公家的,就连司机也是公家的,用起来不心疼,自然上路率高。有数字可以佐证,养一辆公务车平均每年差不多要6至10万元甚至更多,而养一辆私家车每年平均不过2万元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一辆公务车差不多相当于至3辆私家车。更何况,公务车中多特权车,他们无视交通法规,抢道、占道行车甚至乱闯红灯也是导致拥堵的重要因素。
而且,公务车的绝对数量也不低。根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对全国公车使用情况的调查统计,到2007年11月30日,我国公务车约为522万辆。北京公务车具体数量不详,根据2006年中央驻京机关公务车的50%、北京市属机关公务车的80%被封存就能达到49万辆来估算,那时北京的公务车总量当在80万辆左右。而当时北京机动车辆总共才有280万辆,这个数字在2007年底是312.8万,现在可能达到了330万。其中,公务车肯定在80万辆的基础上又有增加。再加上外地来京办事的公务车,可谓惊人。
因此,就当前而言,削减公车是比限行更有效的缓解拥堵的措施。根据中非峰会的经验,在不对办公产生“丝毫”影响的情况下,北京削减50万辆公务车没有任何问题,首都交通的改善效果也将立竿见影。至于削减公务车所带来的行政成本的降低,特权车违法违规现象的减少,以至抚慰民心共克时艰,都是意外收获。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私家车的增长将是个大趋势。因此,除了削减公务车外,必须继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供更为先进、科学的道路,强化更为智能的交通信号等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在将来这些措施都不能很好奏效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重拾限行等限制车辆上路的措施,只要相关规定的出台、执行与程序都必须合法。但不管怎样,眼下只要将1994年就已启动的公车改革推行下去,北京乃至全国都有望真正实现一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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