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战艳)“人”字上头多一“点”,代表精神独立旁,指独立思考的人。“毒”与“气”结合成污染旁。“爱”字加入“心”即用心去爱;“爱”与人民币符号“¥”结合,代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爱;“爱”与“己”字结合,代表以自己为中心去爱。
这是焦应奇在过去近20年里创造出的新汉字的一部分。他的创造涉及约30个“字系”、约300个“新汉字”。他曾在90年代创建艺术家仓库,推动实验文化的发展。
“汉字的创造来自个人的体验,觉得很多东西没法表达,就想造一个字出来,”焦应奇说。在热闹的当代艺术圈里,焦应奇有点离群索居,他的工作室设在北京顺义区大孙各庄尹家府村里,由几个空旷高大圆拱顶粮仓改装而成,书房四周摆满了各类书籍,包括与汉字相关的书。
作为古老的象形文字,汉字具有“单字说事”的优势,以“字”而非“词”为基本单位。目前,收集汉字最多的《中华辞海》收录了约8万6千个汉字,其中约6千字左右被使用,约3000字为常用字。
“当下很多意思要表达,要用啰嗦的句子,如要准确表达男同性中的一方,你怎么说?男同性恋中的女方但他是男的,类似用中文难以表达的情况很多,问一下科学家们,他们感受更深,论文里充满长的词语和外来语,”焦应奇说。
“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水、火、木、马等,所以汉字偏旁以此居多,现在人们的生活增加了新元素,如因特网、电视文化、转基因技术等。太多东西不能表达。”
一个粮仓工作室里放着他制作的“新汉字”,他给知识分子做了分类:“害人知识分子”、“书呆子知识分子”、“门派知识分子”、“犬儒知识分子”等。“新偏旁”有:“污染旁”、“电脑旁”、“网络旁”、“害人旁”和“精神独立旁”等。
“汉字原本就是表达生活经验的” 焦应奇说:“如果你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造一个字,定义成一个必然的表达,就可以了。这是每个汉字使用者的权利,至于别人是否认可,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位艺术家的特立独行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去年9月,在大孙各庄镇的支持下,尹家府村口高速路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两个新汉字,分别代表:“制造污染的人”和“承受污染的人”。
焦应奇说:“路过的人看到都打听这是什么意思。当他们最终了解这些字的意思,最起码他们接触到了环保理念。”
大孙各庄镇居民姜光辉说:“开始也不懂这些字,逐渐了解到是什么意思了。焦应奇造的这些字,其实是生活的记录。他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并把这种担忧在作品里反映出来。”
通过不断关注污染、因特网、转基因等当代人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时,焦应奇试图向汉字注入新时代的元素,但他不是唯一在这样做的人。
网络不断催新的表达方式,网民们正对汉字进行创新。如“雷”人、“宅”男(女)、我“汗”等,分别表达:出乎意料同时又有点搞笑地惊吓到别人、长期待在家里的、惊讶到汗都流下来了等。
一些处于休眠的古字也被激活,如“囧”(音窘),原意为光亮,因形似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在网络语言中意为“窘”。又如槑(音梅),原意为梅,因为是两个呆字拼在一起,网络语言中意为“很呆”。
“新词语不断出现表现了人们需要新的表达方式。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经验内容,新词的迅猛发展与无新字出现的停滞状态对比强烈:没有新字,一些感受难以用简洁的中文表示,这表现出汉字的疲软。”
鲁迅先生曾提出“汉字不亡,中国必死”。一些学者也曾倡导过汉字拉丁化――用拼音来代替汉字。
但焦应奇认为汉字“有很强的生命力”,是我们使用者自己“关闭了汉字的开放性。”
焦应奇认为,汉字原本就与生活息息相关。
如古代汉字以“水”为偏旁的很多,人们曾用专门的字来表现“两条河流在一起”、“一条河分成两条河”等。以“马”为偏旁的字中,曾有专门的字表现“很多马在跑”、“白底黑花的马”等。
“这表现出古代农耕文化里,人们与河流、马关系密切,他们有表达的需要,就造出新字来表现某些场景,”焦应奇说,“但这些场景现在不常见了,这些字逐渐也成了死字。”
“这都反映出汉字是表现生活经验的,更提醒我们:偏旁,汉字中表达意思的重要部分,应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以更准确地反映生活经验。因为汉字是形意字,本身就在表达。”
“文字作用于精神质量” 焦应奇说:“文字质量作用于精神质量,也作用于生命质量,这并不夸张。思维使用文字,你我说事,离不开字。有这个字,你我就能想到这个地方,反之就没有抵达此处的思想。”
作为重要的造字部分,偏旁是表现生活的重要手段,他创造的一些新偏旁,与部分字结合起来,便赋予了这些字新的时代特征,如污染旁和车结合起来表现当代的车、污染旁和水结合起来表现被污染的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汉字作为公共符号体系,是经历了5000年历史慢慢积累起来的,所谓“新汉字”没有文化的积淀,难以获得认同,只能算艺术创作,“他的创作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青生教授认为焦应奇的创作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语文工作”。“他不是在改造语文,而是在应用中国语文的一个现象――汉字,来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如环境问题,进行追问和干预。”
朱青生说:“他一直不间断地关注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虚假的问题,他的作品一开始难懂,但艺术有两个取向:一个取向是审美教育,成功的标准是让更多人接受;另一个取向是艺术本身的提高,为文化的边缘前沿,创造一些可能性。”
在他看来,有生命力的字是可以生存下来的,没有生命力的字,自然会被淘汰,新汉字不会破坏国家标准字。“它什么也不会破坏,因为在计算机编码的时代,新汉字只能是个人用字。”
从1994年起,焦应奇从绘画等造型艺术转入精神实验活动,主张“人人都有创造力”。
“文化是否发达,不是靠金钱,所依靠的是社会个体的创造力。就新汉字来说,你我思维水平也是文字水准的呈现,现在,我们的思维只能停留在目前的文字水平上。文字如此,思维如此,文化亦如此。”
对中国当代艺术,焦应奇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中国当代艺术还没脱离模仿的阶段,没有达到有质(量)的状态。在本土生活经验激励下表达出的新东西,中国艺术才更有意思,变相地挪用,那是殖民化,无助于原创艺术的发展。”
坐在空旷的拱形大谷仓里,焦应奇说:“寻找感受、实验、完成。我享受这个表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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