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我们如何应对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意味着国际上一场大规模的金融调整将不可避免。那么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

　　危机传导是个动态过程

　　问：华尔街金融动荡波及全球，会否将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

　　赵锡军：如果单个公司发生危机，对中国构成的直接影响还是有限的。尽管我国金融机构、一些企业持有这些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券或资产，但是规模不是很大。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还有合资机构和投资项目，其困境可能对中国业务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影响是可以控制的。

　　当次贷危机将这些金融机构的困境串在一起，就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跟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带来负面影响。而我国跟美国的贸易、投资往来非常密切，危机肯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导到中国来。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好说，因为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问：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渠道有哪些？

　　赵锡军：首先是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金融动荡会影响美国投资、消费、就业、居民收入，例如雷曼破产，大概有2万员工失业，因次贷危机失业的人更多。由于其消费和投资下降，从中国进口就会减少。

　　美元贬值幅度加大，以美元计价的产品就会涨价。我们很多进口产品都是用美元计价的，进口成本就上升了很多，从而影响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出厂产品也就肯定会涨价。

　　其次是金融市场的传导。我国外汇储备、金融机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投向债券。美国这些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其债券及其他投资品的价值就急速下滑，市场风险极大。

　　同时，许多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和项目。很多美国银行在中国有法人银行、合资银行、参股金融机构等。在华尔街的母公司出了问题，肯定会影响到在中国的投资、合作项目。如果这些公司大量出售在中国的资产，大量资金从中国汇出去的话，短期内给我国外汇市场冲击也较大。

　　另外，投资者的心理受到影响。尽管我国对外资直接进入金融市场有管制，但是心理传导是割不断的。

　　第三是通过影响企业业绩来传导。次贷危机中，我国出口公司、为出口提供服务的公司业绩都会受到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就业，比如浙江、广东的GDP回落速度比较快。

　　充分估计危机严重性

　　问：华尔街的危机状况,恰恰论证了国内学界普遍的观点：次贷危机“深不可测,尚未见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赵锡军：要摸清楚危机传导的渠道，对其严重性有充分估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出口方面，要做到未雨绸缪，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出口一些高附加值、受金融波动影响少的产品。特别是要避免恶性出口竞争，我们急迫需要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在出口结算货币选择方面，需要避免汇率风险。

　　其次，从金融投资来讲，我们要加强风险管理，加强规避风险手段、工具的使用。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投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前投资，选择的都是保守的金融产品，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即便购买美国国债，到期后虽然能够获得本金和利息，但一旦美元贬值，投资也会发生缩水。现在风险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现在金融创新越来越多，要考虑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最后，加强国内投资者的能力建设、心理引导，避免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能够理智判断自己的市场。

　　货币政策要寻找平衡点

　　问：有人说，两率下调就是应对华尔街危机的措施之一，这次调整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拐点。您是否赞同？

　　赵锡军：要说两率下调就是应对华尔街危机的措施，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两率下调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但国内问题是由国外变化引起的。我认为两率下调是结构性下调，不代表政策的根本转向。短期贷款利率下调多一些，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主要针对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吸收不了像大银行那么多的储蓄，资金紧张，就不得不高代价从大银行拆借资金，否则它经营就会出现困难。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寻找平衡点，而不是去迁就旧的发展模式。政府应该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商贸服务政策等方面帮助企业完成从粗放式经营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转变。而不是因为企业困难就降低要求，走回头路。货币政策要推动企业积极求变，而不是维持现状。(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