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势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从而严重削弱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和我国的比较优势。
在此情况下,原本最合理的做法是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但是,在外国政府、外国金融机构干预下,在国内一些只知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专家学者宣传声浪的影响下,我国最近5年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境外热钱也因此而涌入中国。
在资本项目尚有管制条件下,热钱流入已经导致我国流动性过于泛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超常扩张。今后如果我们加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大量流入的资金必然以不可阻挡的市场力量推动人民币快速升值,从而出现汇率调整过度、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被显著削弱等严重后果。相反,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深层次经济问题却因经济低迷和企业不景气而迟迟得不到解决。
责任不一定背得起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利益和较大风险,还会衍生出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及其相应的后果。这里边最突出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中国在本币国际化之后理应承担起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的责任。当邻国经济或世界经济出现困难时,我们不仅需要在本国市场上注入流动性,还要保证境外的资金供给,并允许邻国的货币相对贬值,以帮助他们的经济恢复稳定增长。
在本次金融海啸中,美国既是“震源”,又是受伤最重的国家。即使是在如此困难情况下,美国出于义务和责任也不得不与多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给有关国家提供支持。不仅如此,在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面前,欧元、英镑、卢布、韩元、加元、澳元等都纷纷贬值,美元却不仅没有贬值,反而成为2008年9月以后极少数升值的货币之一。这固然与资金避险需求的推动有关,但与美联储不得不背负的责任有较大关系。
例如,在如此严重的危机面前,在救市资金和刺激经济所需资金规模极其庞大的罕见环境中,一直到2009年2月底美国都没有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开动印钞机,靠大量发行货币和美元贬值来挽救经济、转嫁危机。相反,美联储的货币发行量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其政策目标仍然是维护价格的长期稳定。
从美联储公布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其救市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如下三大手段:一是按联邦基金利率对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存款;二是持续抛售国债以套取可用现金;三是由财政部发债后在美联储开立“补充融资账户”。
3月中旬,美联储宣布大量回购国债及房屋抵押贷款(其中准备回购的国债规模与过去抛售的基本持平)。这是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增发货币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
由于中国已经加大了货币投放力度,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在美联储行动之前早已有回购国债、抵押贷款及后偿贷款的行为。因此,世界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遏制经济衰退的同时难免会增加长期通胀的风险,但不一定会导致美元贬值,更不能被看作美国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
从过去两年的实际情况看,美联储在危机面前并没有采取“大难当前各自飞”的政策。美国政府的上述举措与美元国际化之后其所承担的责任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样的责任恐怕只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和富国才能承担得起,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很低、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均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担得了的。
实际上,美国的强盛是科技革命、制造业崛起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美元国际化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相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主地位之后,美元的国际性质不仅增加了美国的国际责任,还因其易得性和铸币税收益而助长了美国政府和居民过度消费的恶习,削弱了其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并有可能使美国逐步丧失其霸主地位。
其二,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最终将使中国贸易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对已经完全国际化的美元,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过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大概意思是说,因为美元具有世界货币地位,所以各国纷纷把美元当作计价及储备货币,在此需求的推动下美元大量流出并沉淀于海外市场,这难免会导致美国贸易项目出现逆差;但是,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保持贸易项目顺差。
对特里芬难题,美国迄今尚未找到破解之道。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尽管在世界计价及储备货币中人民币今后所占比重不会太高,中国不一定会马上碰到类似于美国的难题,但与责任相对应的风险却不容回避。
国际化基本条件尚不成熟
正因为所背负的责任和潜在风险都比较大,所以欧盟和日本对本币国际化并不是十分积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虽然已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都没有去大力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提出本币国际化战略的更是几乎没有。从国际化所带来的责任和风险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本币能否成为世界性货币,关键得看如下几个前提条件:
经济实力如何?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三,但人均GDP尚不足3000美元,而且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分化较大。在国际上,实施本币国际化战略的国家人均GDP普遍已超过1万美元。
作为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光看到自己的GDP总量,而应清醒地看到人均GDP和社会结构的不足,并把主要精力放到追求社会稳定和埋头发展经济上面来。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责任,现阶段的中国是背不起来的,它所衍生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加速波动甚至过度调整的风险,对政府和老百姓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
金融健全性如何?前面提到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风险,对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机构的素质都提出了很高要求。我国监管部门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较多,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而且迄今为止尚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我国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虽然进步明显但仍然不够完善,服务水准不高,风险控制水平尚无法与欧美金融机构相比。
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过快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所带来的后果肯定会比较严重。虽然中资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少,但这主要是我们的资金交易能力差、对衍生产品基本不涉足以及投行的国际竞争力较低造成的,并不证明我国金融机构素质已好于欧美,更不证明中国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已无后顾之忧。
市场和法律体系是否完善?在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政府管制还相对较多的条件下就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实际效果有限,还容易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人民币是否被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接受?由于中西方社会体制有很大不同,加上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崛起抱有戒备心理,因此,期望人民币走出国门后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成为计价和储备货币,恐怕是不现实的。□(作者为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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