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流落异乡 多数人临死前未联系上家人

　　墓园风波背后的大气候

　　腾冲的国殇墓园复修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上日程。

　　国殇墓园始建于1945年7月7日，由当时的腾冲百姓自发捐钱捐物修建，以纪念滇缅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收复腾冲的阵亡将士。主体建筑忠烈祠主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还有蒋介石手书的“河岳英灵”。

　　“文革”期间，墓园主体纪念碑和埋葬官兵骨灰的小碑被毁，墓园挪用作腾冲县党校，盖起两座教学楼，校长办公室就设在正中央的忠烈祠。

　　1984年，腾冲县两会期间，一批希望记录腾冲抗战历史的代表委员集体建议，要求修复墓园。“一些基层干部，尤其是党校的校长、老师们争议很大。”时任腾冲县林业局来凤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春明回忆，“他们认为党校显然比墓园重要，由此发生了多次激烈辩论。”

　　3月交上的建议，争执了半年才批复。1984年9月，腾冲县里终于下文件要求党校搬迁，任命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傅宗明为墓园复修委员会主任，刘春明为副主任，具体主管复修工作。

　　刘春明严格遵循着文件中提到的一句要求：“原样复修”。复修工程剪彩过后，又引起了一些议论。

　　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腾冲，参观了国殇墓园，从省里到县里都有领导陪同。有关领导参观了主体建筑忠烈祠，认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国殇墓园原貌就此得以保留。

　　肯定国殇墓园的背景是，早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已对抗日战争馆的史迹和文献陈列进行了改版，就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还有些模糊地带

　　尽管基调已定，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调查、出版、纪念，还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不管我走到什么单位，总有人来调查我。”戈叔亚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烦恼，后来文章都不在家写，专门跑到广州住在小旅馆里写。”

　　1989年，《解放军画报》记者陈立人出版了《缅甸，中日大角逐》一书，属于国内反映此段历史较早的著作。

　　1994年，段培东的“抗战三部曲”出版，经过了云南省出版处、宣传部、文联、统战部和出版社五家联合审查。“最终一致通过了。”段培东说。

　　“我披露了不少在滇西的党史内情。”段培东说，比如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曾在1926年参加过共产党；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抗战中一直随身带着两部油印册子，其中之一是《论持久战》。

　　2005年，段生馗的博物馆开馆。“展馆的第一部分是讲滇缅抗战是在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下取得胜利的。我们选了毛泽东的照片，还有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眺望百团大战战况，对于这些导游需要费心对观众讲解。”段生馗说。

　　北师大二附中退休老师朱雪立，60年代至今一直教历史，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从80年代一直到2000年，中学历史课本中没有提到滇缅战争。眼下的高中历史新教材则与段生馗博物馆“心有灵犀”，以百团大战与滇缅战争并举，各占200字左右篇幅，后者的意义主要是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救出英军7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