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还原滇缅抗战史
曾经被擦掉的,不光是声音,还有记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特约撰稿王菲宇 | 云南、北京报道
最初找到那些老兵的时候,戈叔亚听到的不是他们的讲述,而是饮泣。
“无从说起。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要听他们的经历,包括子女。”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运动纷至沓来,这些抗战老兵们成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曾经的卫国经历只能缄口不言。许多老兵的子女因家庭出身问题无法正常上学或就业,在“文革”期间与父母划清界限。
民间滇缅战争史学者戈叔亚寻访到的老人里,不少在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的判刑20年,出狱后已经年过半百。
彼时的历史教科书里,对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似乎没存在过,遑论“冷僻”的滇缅战争。作为这段历史不合时宜的证人,远征军老兵们的存在注定处于沉默的黑箱中。几十年来,他们的声带像是被擦过了。
被擦掉的不光是声音,还有记忆。
腾冲本地人卢彩文是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的少尉参谋。部队收复腾冲之后,他希望继续读书,总部批准他离开部队。他于1948年读了高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区政府做法制股长,后来又做教师。
“政治运动来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卢彩文的日子开始不好过。“文革”开始后,更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挨批斗、写检查、上学习班上。“上个厕所都有人跟着。”
今年92岁的张金正老家在黄河南岸,已经忘了具体的地址。18岁时,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张金正为东家顶了壮丁。他被带到西安训练,到过河北、山东、湖南,最后到了云南,但时间在他的讲述中颠倒,战役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只有一点记得清楚:“我在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军长是周福成,总司令是霍揆章。”
其他的,像是记忆的房子倒塌后凌乱堆叠的碎砖头。
为家乡立下心愿
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禁区趋于突破,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在官方层面开始得到承认,类似《台儿庄大捷》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得以上演。在民间,言论相对变得自由,像戈叔亚这样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了他们对于滇缅战争的研究。
1983年,刚工作不久的戈叔亚去西南边境为公司寻找药材,第一次听当地百姓说到日本人的侵略,他大为惊奇。自己出身军人家庭,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自以为对二战史很了解,却从未听说过这段自己家乡的往事。
大约同时,云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段生馗向舍友们讲起家乡腾冲抗战的历史,遭到舍友们的一致奚落:“瞎说!日本军连重庆都没打到,怎么可能打到边远的腾冲?”50岁的腾冲农民段培东,在当地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英国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里面对滇缅战场只字未提。
外界对这段历史的毫不知情,让几位云南人不约而同立下心愿:“我要做一点事情证明给你们看!”
如今,戈叔亚成为国内研究滇缅抗战历史的专家;段培东在自家后院的山洞里完成纪实文学“抗战三部曲”,用110多万字的篇幅全面回顾滇缅抗战;段生馗在和顺镇建起全国首家民间滇缅抗战博物馆,迄今接待参观者上百万人。
更多研究、写作、收藏等方面的民间力量,几乎都在80年代中期陆续浮现。他们在国内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勉力依靠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国外的少数研究著作以及大量对国民党军官士兵的访谈,从各个角度尝试重现滇缅抗战的历史。
“一开始是悄悄地干,后来消息一传开,不少抗战老兵就自发找来我们家。”段培东说。
墓园风波背后的大气候
腾冲的国殇墓园复修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上日程。
国殇墓园始建于1945年7月7日,由当时的腾冲百姓自发捐钱捐物修建,以纪念滇缅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收复腾冲的阵亡将士。主体建筑忠烈祠主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还有蒋介石手书的“河岳英灵”。
“文革”期间,墓园主体纪念碑和埋葬官兵骨灰的小碑被毁,墓园挪用作腾冲县党校,盖起两座教学楼,校长办公室就设在正中央的忠烈祠。
1984年,腾冲县两会期间,一批希望记录腾冲抗战历史的代表委员集体建议,要求修复墓园。“一些基层干部,尤其是党校的校长、老师们争议很大。”时任腾冲县林业局来凤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春明回忆,“他们认为党校显然比墓园重要,由此发生了多次激烈辩论。”
3月交上的建议,争执了半年才批复。1984年9月,腾冲县里终于下文件要求党校搬迁,任命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傅宗明为墓园复修委员会主任,刘春明为副主任,具体主管复修工作。
刘春明严格遵循着文件中提到的一句要求:“原样复修”。复修工程剪彩过后,又引起了一些议论。
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腾冲,参观了国殇墓园,从省里到县里都有领导陪同。有关领导参观了主体建筑忠烈祠,认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国殇墓园原貌就此得以保留。
肯定国殇墓园的背景是,早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已对抗日战争馆的史迹和文献陈列进行了改版,就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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