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一位成员的看病经历,让他在参与起草医改方案时多了几分直观依据
本刊记者/杨中旭
10个月前,王东辉开始牙痛,疼得他时常倒吸凉气。
起初的三四天,还只是一日三餐时发作,后来就变成随时随地地疼,喝凉水疼,看书时疼,坐班时疼。妻子笑他,你的假牙到寿命了。
假牙已经陪伴了他10年。1998年的时候,镶牙的技术还不行,材料也不行。一颗假牙能对付10年,王东辉心里倒没什么怨气。10年前花了差不多300块钱镶牙,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算花上五六百,他也不太在乎。
2008年5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下午,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十分钟,来到了朝阳区望京花家地社区口腔诊所。这是一家私人诊所,享受公费医疗的王东辉在这里就诊将无法报销,但他图省事,这里连号都不用挂。诊所里没什么病人,接待他的男医生直接把他请上了诊床,让他张开嘴看了看,冒出来一句:“发炎了,得用药。”
没等王东辉把嘴合上,护士已经递过来了药。王东辉就问了一句:“什么药?”
男医生的回答是:“抗生素,头孢三号。”
王东辉学过医,而且妻子还是大夫,知道不必一有发炎就用抗生素。他自己心里清楚,假牙出了小问题也罢,坏死也罢,都是局部受创发炎,不用抗生素未必不好,用了未必就好。
想到这里,他从诊床上下来,对医生编了个理由:“我还没那么疼,看看情况再说吧。”
本以为,医生的脸色会很难看,因为留住病人就等于留住了一份收入,但男医生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王东辉瞬间转念一想,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社区牙科诊所只能有一家,即使是民营诊所,此时也已经构成了对社区的垄断,多一个或者少一个病人,对男医生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不在乎。
“如果有竞争,这家滥用抗生素,我还可以去另一家。竞争不过的诊所,按照市场机制退出就行了”。后来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医改问题时,王东辉数次提起放开市场准入这一话题。
即使是医改问题的研究者,也只能先“适者生存”一下。王东辉第二天打了辆车,花了50块打车费,从东向西横穿北京市区,到了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北京市口腔医院就诊。到挂号大厅时不过上午9点,但普通门诊号已经告罄。他只好转向急诊,谁知急诊的大夫却告诉他:“你的假牙得撬开才行,急诊没设备,做不了。这样,你明天挂普通号。”
医生口中的“明天”已经是周一。王东辉起了个早,8点就到了,普通号还是一个不剩。之前朋友和他说过,医院里都有号贩,可以花点钱请他们帮着挂。可王东辉站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号贩模样的人上来搭讪。本来不想为这点小事麻烦北京市卫生局的朋友,但此时他已经别无选择。一个电话过去,朋友很爽快:“你明早直接过来,我让医院给你留个号。”
事不过三。连续4天为一颗假牙奔波之后,王东辉终于在第4天等候两小时后见到了一位副主任医师。谢天谢地,该撬开的假牙终于被撬开了。
只是,假牙撬开之后,医生略做处理,就告诉王东辉一周之后再来,还找同一个医生就行。回家后,注意吃饭时用另一边的牙齿,避免吃过热过凉的食物。王东辉几乎就要脱口而出:“难道不能再看一下么?”但他很快就想到还有无数病人在等着这位副主任医师,自己不就是刚刚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吗?
一周之后的工作是拍片,再往后,大约两周去一次,做了小手术,带了牙模,又重新做了检查。最后才装上新的假牙。到年底,王东辉苦笑着对妻子说:“我已经整整去过10次了。”
妻子此时已经离开医生岗位,专司医保管理。妻子边取笑他的假牙费事,边和他讨论:“如果花家地的私人诊所也有医保资格,你不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吗?”
事实确实如此。王东辉被口腔医院折腾之初,也曾想过到望京地区的另一家口腔诊所就医。但那时他已经知道,这颗牙起码得花上五六千块,公费医疗差不多能报销一半,药费、检查费都不用自己花钱,只有新的假牙要自己掏。如果换到私人诊所,六千块就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医改方案允许医生多点行医,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在社区开办诊所,就是要盘活存量,缓解看病难的痼疾。”
牙还没有看完,王东辉有时趁着能合拢嘴的功夫,也和副主任医师聊聊天。副主任医师告诉他,刚刚给他动的小手术,总计只收费400元,医护人员的劳务费都已经算在内了;而要镶一颗烤瓷的镍铬牙,每颗就要2000元。副主任医师颇为自嘲:这就是以药养医。
王东辉是行家,知道国外医师的诊疗费要占到医疗总费用的七成,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卖药的收入才是大头。他想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一句话:这个体制不解决,医生必然要捅开天窗牟利。
北京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的低酬,还不是最极端的。2009年3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应邀在中华医学会授课,当着全国各地医药工作者的面,刘国恩请大家回答:四川省阿坝州州立医院内唯一一位能够做开颅手术的外科主任医师,每做一个8小时的开颅手术,账面内劳务费是多少钱?回答有50元到200元不等。而刘国恩最后报出的数字却是:10元。
“只有把假牙的层层加价降下来,把医师的劳务费提上去,这个机制才不会那么扭曲”。王东辉说。(根据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的主人公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