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综治基层基础
本报记者 丁国锋
今年一季度，江苏省南通市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凸显、维护稳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刑事案件发案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仅微升了3.1%，群体性事件则下降了16.3%。社会稳定大局之所以控制在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与多年来南通市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大调解”基层组织建设，并不断创新创优各项工作机制以发挥大调解在社会矛盾调处中的优势密切相关。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南通大调解的组织网络得以延伸，已经形成了市、县、镇、村六级矛盾调处网络，使80%以上的普通矛盾纠纷化解在了村一级，镇村矛盾纠纷的调处率超过98%。
基层调解网络是怎样延伸到村一级的呢？在“大调解”的发源地———启东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调解机构和网络已经延伸到了12个乡镇、321个村，并且每个村民小组都建立了调处小组，每10户村民都确定了一名矛盾纠纷信息员。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市综治办副主任、司法局副局长陈张贤介绍：随着村镇区划的合并，村干部管理的范围大了，辖区人口多了，有些村甚至几千人，农村的矛盾调处就难免顾不上。为此，启东市探索在村调解站(室)配备两名以上老干部专职担任调解员，弥补了当前村级组织力量的不足，让许多矛盾纠纷在苗头阶段得到了化解。
陶苏红从吕四港镇东皇山村治保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后，恰逢村委会要建立“老干部调解工作室”，在村支书的动员下，参加了专职调解员的选任，2006年3月，她如愿拿到了调解员聘书。每天上午8点，她都能准时到村委会大楼二楼的办公室上班，和同时聘上老干部调解员的老村支书张小金海碰面后，或者当班职守，或者走村入户了解民情、排查矛盾。
就在几天前，离村委会不远马路边上的两户相邻村民因为其中一户搭建房子开店，在接电线时将电线杆竖到了另一户门前的排水沟里，双方为了各自利益争执不下，动起了拳头。陶苏红闻讯快步赶到时，见惊动了老干部调解员，占上风的年轻人很快罢了手。不到半小时，在陶苏红的耐心说服下，电线杆重新挪了位置，被打的村民则在事后连连道谢：“没有你们，我恐怕要被打死了！”
一桩桩村民间的纠纷，虽然看上去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很多涉及宅基地、农田的界址纠纷，建房、土地承包纠纷等切身利益，处置不好就有可能成为大事，甚至发生民转刑案件。陶苏红说，“一年大大小小纠纷可以化解五六十起，能够发挥余热，为农村的稳定和谐作些贡献，心里很满足。”而像陶苏红这样的专职老干部调解员在启东全市已达665人。
“村级调处站发挥着排查、预警以及简单民间纠纷的现场调处功能。而镇级调处中心和市(县)调处中心一样，不仅有"分流指派权"、疑难复杂纠纷的"调处调度权"、"督办权"，还掌握着对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的"建议权"。”陈张贤介绍说，大调解的“大”的含义，首先体现在机构大，市县调处中心主任直接由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乡镇调处中心主任由党委分管领导兼任，重要政府部门都有人员派驻到中心，常驻办公；其次是权力大，调处中心掌握着案件的分流批办、督办、考核权；第三，是构建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平台，形成了工作合力。据悉，南通市全市目前通过发挥县级调处中心的龙头作用、乡镇调处中心的骨干作用和村居调委会的基础作用，搭建了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民事争议、行政争议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的组织、服务、职责三大平台，调处中心不仅有职有权有责，还获得了老百姓的高度信任，“有困难找警察、有纠纷找调处中心”的意识已经广泛形成。
记者手记
南通大调解的特点，就是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负责、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新格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南通，调处中心不是一个单纯的“协调机构”，县级调处中心按正科级事业单位单独列编，成为了政法口的具体职能部门之一。基层的调处组织工作人员真正实现了“专职化”，调处基层矛盾也真正解决了有人管、有人抓的问题。
据悉，去年以来南通市还将大调解机制从综合调解向专业调处机制延伸，依托大调解体系创新了医患、环保、劳资、拆迁专业调处机制，建立了20多个相关机构，有效预防和化解了大量涉及民生问题的群体性纠纷。此外，该市还在县区一级尝试建立了类似于“专家门诊”的8个个人调解室，专业从事劳资纠纷、三农问题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正是南通大调解组织建设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完善，发挥了新的作用，才真正掌握了社会矛盾防范和化解的主动权，牵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牛鼻子”，不仅密切了党群、干群、警民关系，也为政法综治工作在“保稳定、促发展”中赢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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