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童桂兰
最大愿望是有人帮助创业还债
记者（下称记）：你自己的生活穷困潦倒，还常年做慈善帮助别人，这是发自内心想帮别人，还是有其他目的？
童桂兰（下称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公平。
记：你借钱是为让被救助者得到幸福，可你借钱后却无力偿还，你心中有愧吗？
童：我自己也很自责。我当年开舞厅借许昌那个刘先生的钱，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我自己也很痛苦。为此，我曾拿着柳条去他那里负荆请罪，因为找不到荆条嘛。我对他说，如果你生气就用柳条打我。他看我这么诚恳地去了，就说你尽力吧，打你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在一块吃了顿牛肉拉面，最后他没有发火，也理解我了。
记：有人说你自杀是作秀。
童：我自己不会经营，这是我最大的失误，弄一摊子不成，没有运作好，造成目前走投无路，自杀是实在压抑不住了，谁愿意拿生命开玩笑啊。
记：用公益形象运作公司赚钱是否妥当？陆续搞公益活动十几年，都得到了啥？
童：那时候想着赚钱，这是生存的本能。我觉得，利用这个形象做生意好做，但并不是想拿着这个形象做幌子去骗人，而且我也没有做成。做公益十几年，什么都没有得到，就目前这一大堆窟窿，什么都没弄住。我不应该走这条路，我这个后悔多了，给朋友们带来不少痛苦。
记：这些年，别人主动给你捐助的用于搞慈善的共有多少钱，自掏腰包的有多少？
童：我得宫颈癌时，有人冲着我的病捐了2000元，和慈善没啥关系，新乡的医院捐的有钱。还有一家公司给了5000元，这不能叫捐，我们签过合同，让他们参与到做代理爸爸妈妈的活动中，我请媒体报道，帮他们发展事业。我给他们宣传，他们出钱。专门为我的慈善活动捐款的几乎没有。
我从来没记过账。不过说实话，做代理爸妈活动，我没给孩子身上掏过钱，但也没人给我捐过钱，我只是个中介，起了个组织作用。这么多年，我为做公益活动没干工作，老公卖粮食支持我，也没算过花了多少钱。
记：你做慈善帮助过的人，有没有能联系上的？
童：其他的全没联系，只有一个姓周的我们还联系，但我过年打电话时无法接通。
记：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你认为自己做慈善都有哪些优势？
童：我在学校时是学生会干部，比较善于沟通，如果主持热线，协调关系什么的还可以。
记：有人说，做慈善应该量力而行，你这样借钱运作项目搞慈善，不但伤害了借钱的朋友，也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你反思过自己的行为吗？
童：现在我一切都清醒了，我非常后悔，但我现在没有办法。
记：如果当初赚到钱了，怎么用这个钱？目前家境如何，对于将来有什么打算没？
童：一方面用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方面用来做公益事业。我儿子今年4月1日才去上班，丈夫在河道当临时工，每月650元工资，儿媳妇在家看孩子，我刚到岳老师负责的小区当门卫，就住在那里。岳老师还让我预支了1500元工资，她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但我不想在这里干，我被这么多债务所逼，如果不创业，靠打工啥时候能还完？我不是不甘心，也很想过普通日子，但这样不行。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大学食堂弄个窗口创业，投入少、见效快。可我没钱，急需有人帮我，把一些急需还的账还一下。
记者手记
做好事当快乐而轻松
自己穷困潦倒，却马不停蹄地做慈善、救助别人，童桂兰并非个例。
在民间还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身份是农民、自由职业者、小商贩，却高举公益活动的大旗，屡屡奔走在慈善救助活动现场。其低微的身份、贫穷或普通的家境，和其救助别人的举止，形成了强烈对比。
对于他们的这种举动，有人认为动机不纯、别有所图，也有人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助人者为何做得如此悲壮、艰辛，还常引人质疑？
因为大家潜意识里觉得，助人者似乎应该是一个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物，人们常常对做慈善者进行道德苛求，过度揣测其动机。而这也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有关，在传统的思维定式中，救人必定要舍己，如果很轻松地做好事，似乎不值一提，而如果你带着动机做好事，好像更不可饶恕。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国外，做公益活动大都是本着快乐积极的心态进行的，因为助人是快乐的。不像我们，把助人更多地归为严肃、沉重的道德范畴。
让好事归好事，瑕疵归瑕疵。无论其是大爱使然，或别有用心，这些人的出现，毕竟为那些困境中的人推开了一扇窗，其作用无法抹杀。对于他们，我们应该用宽容的心态看待，我们应该容纳普通的、有缺点的人来做慈善。
我们也希望能够摆脱“痛苦做好事”的路子，因为公益的目的就是让人快乐。如果为让别人快乐，而让自己不堪重负，这有悖做公益活动的初衷，也是不人道的。（温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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