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张科举大金榜上有谁的名字？明英宗皇帝御赐的“免死牌”——金书铁券什么样？道光皇帝秘密立储遗诏、清内阁秘档、康熙传位遗诏、庄妃册文、光绪皇帝大婚典礼红档等都写了些什么？……现在，人们只要到天津档案馆去看一看中国档案珍品巡回展，这些疑问便一目了然了。
应该说档案是最真实和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它能真实地再现悠久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历史。据了解，中国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馆珍藏的档案有1亿3千多万卷。
日前，国家档案局主办、各省市档案馆协办的中国档案珍品巡回展来到天津，市民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在每周二至周六的上午9：00至下午4：30都可到天津市档案馆免费领取门票，入馆参观。
据天津市档案馆相关人员介绍，这次中国档案珍品展参展的展品共有150多件，几乎集结了全国各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它们或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印证某一历史史实，或记录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民族某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展品上起唐代下至民国，时间跨度达1200多年。既有目前中国馆藏最早的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纸质公文档案，又有元朝中央政府为管理西藏颁布的圣旨和文告，还有明朝的“金书铁券”，而清朝档案里的清代皇家族谱——玉牒、大金榜、小金榜、道光皇帝秘密立储档案、清内阁秘本档案、康熙传位遗诏、庄妃册文、光绪皇帝大婚典礼红档、满文木牌、红绿头牌、清代外交文书、御用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的《瑞谷图》、《扬州行宫名胜图》等也都让人大开眼界。另外，揭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近代中国工商业档案、中国近代邮政档案、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的档案以及京张铁路档案等也是首次亮相。
据了解，中国档案珍品展自4月16日在天津展出以来，已吸引了数千人前来参观，大家兴致勃勃地在大金榜上寻找与自己同姓同名的人，在小金榜上找到位列二甲第三十六的李鸿章；也在御赐“免死牌”前念着：“食禄一千石，免其本身死罪一次……”还在明代谏臣杨继盛的画像和遗书前为他的文字感动着，为他的命运感慨着……
光绪二十年的大金榜
作为清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的成绩榜——金榜，有大、小之分，大金榜用于张挂以告示天下；小金榜则为大金榜的副本，供皇帝御览。
“科举取士”是清代选拔和储备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经“童试”、“乡试”、“会试”后，由皇帝在皇宫内太和殿对会试取中的贡士御题策试，称“殿试”。取中为进士，分“三甲”列名榜示天下，由于该榜为黄纸质地，故称“金榜”或“黄榜”。同时由于该榜是以皇帝的名义所发，又称“皇榜”。我国从隋朝(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设科举，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前后绵亘1300年。中国的科举制度，持“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成为独具特色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隋唐之后的1300年间，曾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依照清朝制度，每次文、武科的大金榜分别于揭晓日张挂于东、西长安街上榜示天下，三日后收贮于内阁。清代的大金榜一般长约19至20米，高约0.89米，但最长的大金榜可达到200米，甚至300米，内容开头通常为皇帝制书，下面为三甲进士题名，榜中满汉文年月日处押“皇帝之宝”，同时在榜纸骑缝外押“皇帝之宝”。为便于张挂，大金榜上部每一米左右间隔就有一个纸绳圈。
此次展出的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公示于长安街上的大金榜，长约19米，高约0.89米。该金榜用满、汉文书写，满文从左向右，汉文从右向左，两种文字的年月日落款相汇于榜中，中间是用满、汉文大大书写的“榜”字。
据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大小金榜约200多件，其中大金榜只有几十件，多数为小金榜，时间跨度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小金榜的内容、形式与大金榜大致相同，只是不押印，一般为黄纸折件式，通常长度约1米，高约35厘米。这次展出的小金榜，是清朝道光二十七年的殿试成绩，其中有李鸿章的殿试成绩是：第三十六名。
战功显著者的“免死牌”
金书铁券，民间俗称“免死牌”，属于金石档案的一种。在我国“金书铁券”制度始于汉代（汉高祖刘邦），是封建帝王颁赐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
按朝廷的规定，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为防止假冒伪造，“铁券”一分为二，左半部颁给功臣良将，右半部留藏于皇宫内府，以待出现异常时相验证。
流传至今的“铁券”极为稀少，这里展出的“铁券”是明英宗皇帝在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颁赐给右军都督府右都督李文的。李文是青海土官，禀性忠义，战功卓著，被明英宗赐封并享有“食禄一千石，免其一次死罪”的特殊待遇。
这个“铁券”制作考究，生铁制，半弧形如瓦状，断而为二。左右长37.5厘米，高21.2厘米，厚0.2厘米，重1300克。正面金字体楷书，镌有195字的明英宗诰命制文。它是青海省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传承18代、经历了548个春秋的李文铁券能流传下来，保存至今，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民国时期，作为李文第20代后裔的李永蔚家已经贫困到了讨饭的境地，所以在土改中，他家成分被定为雇农，李永蔚还当上了农会干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李永蔚对家中保留的几件“四旧”东西不知如何处置，于是悄悄地将祖上的十代画案（先祖的肖像画），背到河边烧毁，又将家谱、书画等埋进祖坟，铁券则被他埋在一棵树下。此后的几十年他也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已70岁的李永蔚一心想拿出李文铁券这个传世家宝捐献给国家。这个消息惊动了青海藏学专家谢佐和民俗学专家谢承华，1986年5月14日，他俩亲自赶到西宁西川大堡子乡三其村李永蔚家，对李文铁券进行了认真鉴定，通过参考相关历史文献，专家认为铁券确系罕见的珍品。同年7月9日，省档案馆正式征集李文铁券进馆。1990年11月5日，青海省档案馆举办首届馆藏珍品档案展览，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李文铁券当之无愧地成为展览上的焦点。在众人的口口相传中，李土司及其家族的传承故事更为铁券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随着影响面在全国各地的扩大，慕名而来的各领域专家们，纷纷从历史和档案的不同角度，对铁券进行鉴赏和专门研究。1996年9月，时值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代表参加了那次盛会。会议期间举办的“中国档案事业成就展”上，明代李文铁券一经亮相便博得了众多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与会者纷纷向工作人员索要资料，对铁券的历史背景进行提问。在国家邮电部为大会特别发行的《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纪念邮票中，铁券作为四大珍藏之一被印上了邮票的票面。2004年，李文铁券又被列为“中国档案精品展”的重要展品之一，在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巡展。
明代谏臣杨继盛
这次展品中，有一幅画像和一册遗书长卷吸引了很多的参观者，由此人们也知道了画上的人和他遗书背后更多的故事。
他是杨继盛(1516年至1555年)，字仲芳，明代著名谏臣。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生于河北容城。幼年时的杨继盛家境生活并不如意，他7岁丧母，在继母的叫骂声中长大，并因此而不得入塾读书，成为一个放牛娃。
据《明史·杨继盛传》记载，杨继盛虽家境贫寒，但他渴望读书学习，在家兄的帮助下说服父亲一边放牛一边上学，在13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杨继盛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努力，取得了乡试中举、入国子监的佳绩。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考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正式进入仕途。
杨继盛进入政坛可谓生不逢时，明嘉靖年间，由于皇朝昏庸、奸臣弄权，朝野内外一片昏暗，边关一带，外族也趁机屡屡挑起事端。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患，即史称的“庚戌之变”。占据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部在首领俺答的率领下进犯大同，总兵张达战死。在敌人兵临城下的严峻时刻，大同总兵仇鸾怯于敌人武力，居然用重金贿赂俺答，乞求俺答不要进攻大同。俺答受贿后，竟绕过大同，转而通过古北口进袭北京，明军在鞑靼军队的进攻下很快败退，鞑靼军队直逼北京城下。明世宗惊慌失措，赶紧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命其阻挡鞑靼军进京。仇鸾不仅不前去抵抗，却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屈辱的建议，请求皇上赶紧降旨允许在边境开辟“马市”，让鞑靼用他们的蒙古马换取中原的货物，既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又可以避免战争。对此行为，杨继盛遂愤而上书，即著名的《论互市疏》，论述了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而昏庸的世宗听信得到严嵩支持的仇鸾的密告，诬陷杨继盛图谋不轨，世宗大怒之下下诏将杨继盛关进监狱，后虽获出狱但被“贬狄道典史”。
由于严嵩权倾一朝，朝野上下多畏于严嵩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而杨继盛经历了“庚戌之变”后更加看清楚了严嵩之流的奸诈面目，对其所作所为深感悲愤。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冒死向世宗上《弹严嵩疏》，弹劾严嵩专权误国、祸国殃民的罪状，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在上疏中，杨继盛列数严嵩祸国专权的“十大罪”：坏祖宗之成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主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乱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等,和“五奸”：左右嵩之间谋、纳言嵩之鹰犬、爪牙嵩之瓜葛、耳目嵩之奴隶、臣工嵩之心腹。并直言“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杨继盛的上疏触到了昏庸的世宗皇帝的痛处，这终至使杨继盛招来了杀身之祸。世宗将杨继盛再次打入大牢，交由刑部论处，在狱中杨继盛忍受了百般的酷刑折磨，仍以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据史书记载，杨继盛由于遭受惨烈的杖刑，遍体鳞伤，伤口处已经腐烂，他于是在苏醒过来之后用碎碗片割去腐肉，眼看里面的筋骨都暴露出来了，于是索性一并割去，第二天照样毫无惧色地接受审讯，围观的百姓无不为之感动。
杨继盛的坚强毅力使严嵩之流害怕至极，他决心致杨继盛于死地而后快。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也就是杨继盛再次入狱的第三年，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犯下死罪，在上报世宗的名单中，正想陷杨继盛于死地而无处下手的严嵩将杨继盛的名字偷加在死刑名单后面，就这样，一代忠良被奸臣轻而易举地夺去了生命。
杨继盛的妻子张贞得知丈夫被判死刑后，给世宗皇帝写了一封上书信，希望自己能顶替杨继盛赴死，而让杨继盛戴罪发配边疆，报效国家，战死疆场。但上书必须经过严嵩之手方能呈送皇帝，对他来说这种要求无异于天真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代名臣最终含冤死去。
在狱中，自知生命无多的杨继盛除了同权贵做最后的斗争，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妻儿了，因为对他来说，为国家为朝廷他已经尽了一个臣子所应该做的一切，对此，他问心无愧，而对于自己最亲近的妻儿，他却觉得无比惆怅。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最牵挂的是在他死后妻儿可能面临的不测遭际，于是在杨继盛即将结束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人生之际，他唯一能做的是把对家人的牵挂留在了最后的遗书中。
在这封最后的家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杨继盛对妻子、儿子的感情，也使人们了解这样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向皇帝进谏的铁骨忠良，同时也是一位情谊深厚的丈夫和慈父。他在遗书中对应尾、应箕两个儿子殷切嘱咐道：“我若不在，你母是个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两个要孝顺他，凡事依他，不可说你母向那个儿子，不向那个儿子；向那个媳妇，不向那个媳妇。要让他生一些儿气，便是不孝。不但天诛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摆布你。”对于儿子今后的成长，如何做人处事，他谆谆嘱托道：“你两个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当和好到老。不可各积私财，致起争端；不可因言语差错，小事差池，便面红耳赤。应箕性暴些，应尾自幼晓得他性儿的，看我面皮，若有些冲撞，担待他罢！应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和敬我一般的敬才是。若你哥哥计较你些，你便自家跪拜与他赔礼；他若十分恼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劝他。不可他恼了，你就不让他。你大伯这样无情地摆布我，我还爱敬他，是你眼见的。你待你哥，要学我才好。”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教育儿子，不可与奸猾之人交往，免受其害，做好人，不入下流：“你两个年幼，恐油滑人见了，便要哄诱你，或请你吃饭，或诱你赌博，或以心爱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诱你，一入他圈套，便吃他亏，不惟荡尽家业，且弄你成不得人。若是有这样人哄你，便想我的话来识破他：和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远了他，拣着老实厚道，肯读书、肯学习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
做完对家人的嘱咐，杨继盛已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也许他唯一遗憾的只是不能亲眼看到奸佞遭到应有的报应，但他相信，忠义必将战胜邪恶，时间会给予最公正的答案。在即将毅然赴死的最后时刻，他慷慨写道：“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平未报恩，留待忠魂补。”
后来也正如杨继盛所坚信的，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曾经不可一世的严嵩终因作恶深重，被降职罢官，还回原籍，后又遭削籍、抄家。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严嵩在世人的唾骂声中死去，身后留下的是遗臭万年的骂名。嘉靖四十五年，杨继盛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嘉靖皇帝的死亡遗嘱抚恤谏死诸臣的名单中，杨继盛被列在首位。明穆宗继位后，追赠杨继盛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并采纳御史郝杰的建议，在保定建“旌忠祠”，杨继盛在天之灵也许可以得到些许的慰藉了。
民国初年，李大钊做《晨钟报》主笔时，曾在“晨钟之声”栏刊登杨继盛语“铁肩担道义”作为《晨钟报》的使命。李大钊还将杨继盛下联中的“辣手著文章”中的“辣”字改为“妙”字，多次手书此联，送给友人。如今的畅销书《明朝的那些事儿》中，也讲述着明代第一硬汉——杨继盛的故事。
杨继盛画像
中国档案珍品巡回展天津展厅
李文铁券
资料提供 天津市档案馆 资料整理 孙惠英
杨继盛遗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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