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玩,不拘一格,搞山寨组织,是刘猛最擅长的 |
灾区外来者之灾区心理援助者刘猛:遇不满时常电话求助老师
刘猛——“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发起人和组织者,常驻都江堰,持续在灾区做心理援助一年。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他,不管见哪路记者,都像背台词似地说:“我们是山寨版的,真的。反正现在玩大了,那就继续玩下去。”爱玩、不循规蹈矩的刘猛也有崩溃的时候,这时就会电话求助一位神秘老师。
他常常怒斥走过场的心理援助组织,当听到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后,他又把自己累个半死……
将“山寨”进行到底
在跟踪采访刘猛的过程中,他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是,“山寨”。他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至今,还是非法组织。尽管,当地政府、学术圈和各路媒体,在介绍他及他的团队时,都冠以“全国”二字。
合法的NGO需要注册,并需要至少1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因为不是合法组织,更因为没有大的靠山,刘猛几乎在坐吃山空,几乎每天都在想些不靠谱的投资和赞助。尽管他和当地政府关系处理得很好,一下子给了他二十多间板房和一个小运动场,尽管经常有培训会、讲座、学术会议邀请他去,讲他在灾区这一年来的经验,但他还是从政府那里要不到钱,也融入不到那些端端正正的心理学圈子里去。
“那些人来,就这样背着手,到处转一转,看一看,点点头,说嗯这里不错,嗯那里不错,不过呢,这里还需要改进……”刘猛将两手背在身后,挺直了腰板,学那些前来考察的学术大家们,僵硬地点着头,说着一贯的套话。
刘猛管其他所有的心理专家、医生叫老师,包括在他给他们做讲座,介绍灾区的心理健康情况,以及援建模式时。
刘猛的“山寨”精神已经深入他的生活和工作。现在,他已经很少用常规的心理学方法干预、治疗那些心理求助者,更多的是使用自己创建的“情景”模式去慢慢影响求助对象。
不管见哪路记者,他都像背台词似地说:“我们是山寨版的,真的。反正现在玩大了,那就继续玩下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严肃也不认真,像是开玩笑,却又夹着些许无奈。
冯翔自杀后的刘猛
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后几个小时,刘猛就接到从北川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冯翔出事了。冯翔生前并没有和刘猛有过接触,尽管他早就通过朋友蒋玲知道了刘猛,并一直想请他做心理援助。
蒋玲是冯翔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刘猛的心理援助对象。半年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和母亲的蒋玲多次自杀被救,当她再次选择自杀时,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如果这次蒋玲不在北川,不是冯翔的朋友,不是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蒋玲的状态特别不好。我是不会来的。”刘猛懒懒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光脚套在球鞋里,那鞋已经有段日子没洗了。在接到“报警”电话后,他马上从都江堰搭客车往北川赶来。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对蒋玲的无限担忧,连续的超负荷工作,让刘猛心神疲惫。
在四川地震灾区,刘猛早已小有名气,尤其在那些有心理障碍,需要心理干预和治疗的人们中间。至今,他也不知道,在通过媒体公布手机号前,北川的人是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按照他的规划,本来只是想在五千多人的都江堰城北馨居板房区里,搞心理干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吃几碗饭的。但近一年来,他却不得不奔波于长短途客运汽车上,因为经常有异地的灾区群众,打电话向他求助。“我也很矛盾,不可能对他们说,你是北川的,你去找北川的心理援助,不能把他们推出去。但我也知道自己是吃几碗饭的,也知道自己能做多少。”
刘猛这次着急赶过来,只是希望能够对蒋玲进行了紧急心理干预,因为她一直是他的病人。“我在等,如果当地的心理援助组织能够出手,我就悄悄走了,但如果他们不出手,那我就要插手了。”
下午四点多,刘猛赶到绵阳,住在离蒋玲家不远的宾馆。随他一起来的,是跟踪拍摄他二十多天的央视记者。刘猛一直猫在房间里,不断地吸烟,联系蒋玲,还要应付多个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媒体。“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会渲染这种情绪,导致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类似的话刘猛说了很多遍,在去北川的路上,他就给媒体朋友发短信:“我正在对他的朋友们进行紧急的心理危机干预!……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对他的朋友们作紧急危机援助!并且陪伴高危者!……”
“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太知道北川是什么样子了。只是,这事发生在冯翔身上有些出乎意料。”这是刘猛在见到蒋玲,开始进行危机干预后的第一句话。虽然远在都江堰,但对北川的情况,刘猛却是相当熟悉,因为北川的很多自杀求助是由他援助的。比如蒋玲,比如前段时间和他联系的多位公务员,比如需要他经常回访的那些心理援助对象。
“前两天才把她从都江堰放回来,就是想让她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刘猛很后悔,也许这件事的发生会让他近半年来,在蒋玲身上花费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刘猛将心理援助分为三个阶段,原本蒋玲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即重新回到原有生活圈,或重新构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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