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执法危机，善于应对，不仅能够很好地化解危机，甚至会转危为机，而不善应对，则会使危机成倍放大
“灵宝帖案”等一系列“诽谤案”发生后，舆论对这几个地方公安机关的批评如潮，公众对这些公安机关的信任出现严重危机。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公安机关的作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执法阶段，二是执法危机的处理阶段。除“灵宝帖案”事件中公安机关在后一阶段应对措施较为成功之外，其他事件公安机关在这两个阶段都表现欠佳。
公安机关执法能力问题经常被归罪于部分民警法律素养不高、执法规范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执法理念的落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已经开展数年，但部分地方公安机关领导和民警还热衷于片面强调公安机关的行政强制力，而忽略了“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核心理念。落后的执法理念，使公安机关在执法中面临权力与正义的选择时，很自然地选择屈服于权力，甚至成为个别领导随意指使的工具，把群众的合法权利抛到了脑后。这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执法为民”的理念，也严重违背了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誓言。因此，公安机关要提高执法能力，最重要的是去除落后、陈旧的执法理念，牢固树立法治、“执法为民”的新理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公安机关的改革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不断有新的警务思想和警务战略被创立，不断有新的警务机制和警务模式被探索和实践。“灵宝帖案”等一系列“诽谤案”给中国警务改革的启示，让我们意识到公安机关在应对重大执法信任危机时，需要引进危机公关意识。
这里的“危机”是指“危及特定组织的形象和生存的突发性、灾难性事故与事件，是对组织危机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形象姿态的严重考验”。民警可通过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或处理和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维护警察良好形象和良好声誉，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危机公关能卓有成效地借鉴和运用了公共关系的理念、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公安机关的各种决策、活动和措施更加符合公众和社会的要求，赢得了公众对公安机关和民警工作的理解、信任、支持与合作。
危机公关的最高目标，是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持警务系统的正常运作。危机公关意识包括：事先的危机防范，事发的及时应对，事后的危机处理。
如何应对由于违法办案带来的信任危机，各公安机关采取的做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采取“扛、盖、躲”三字诀，“扛”就是先死扛，不承认执法错误，“盖”就是错误已经扛不住了就极力掩盖，试图控制知悉范围，“躲”就是事情盖不住了，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言不发地躲起来，任由外界评论风起云涌。不仅“诽谤案”中大部分公安机关采取了这种做法，“躲猫猫”等其他一些公安机关在危机应对时也同样采用了这“三字诀”。这种面对危机的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实质是用错误的危机应对方式来延续执法行为的错误。另一种则是河南省公安机关的做法，首先是认错，向受害人和公众承认执法错误，以坦诚的态度削减执法危机的负面影响；其次是纠错，依法撤销了对王帅的错误拘留，并予以赔偿，去除了危机发生的源头因素；第三是道歉，在媒体上公开、诚恳道歉，防止危机扩大，挽回公共形象；第四是问责，迅速追究了事件中有关人员的法律、纪律责任，表明了处理危机的决心，进一步挽回形象。美中不足的是，虽然河南警方已经表示要查找问题源头，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我们至今尚未看到在这方面有什么重大动作，而且查找中能否抓住真正的源头，也为我们所担心。但是，总体上说，河南警方开展了一场较为成功的执法危机公关，事实效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警察执法危机，是世界各国警察的共同问题，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区警察在这一问题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甚至有专门的警察公共关系部门来应对危机，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工作，对我国公安机关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甚至大多地方公安机关尚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基层公安机关领导曾向笔者抱怨，我们人民警察每年牺牲几百人，社会不关注，一起小小的执法失误，却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感觉想不通。这种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公安机关危机应对观念对大多数民警和公安机关领导还很陌生。由于警察以及公安机关的特殊性，执法危机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如何应对危机，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面对执法危机，善于应对，不仅能够很好地化解危机，甚至会转危为机，而不善应对，则会使危机成倍放大，甚至对公安机关带来灾难，瓮安事件就是证明。我国公安机关长期缺乏对执法危机应对的训练，危机应对意识与能力、经验极为不足，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
日前，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在给全国县级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学员的讲课中，一再强调公安机关当前要提高五大能力，其中就包括“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能力”与“舆论引导能力”两大能力的提高，这两项要求可谓切中肯綮。“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既是执法能力的要求，更是执法理念的重大转变，抓住了解决公安机关执法能力问题的根本。而舆论引导能力，则是公安机关危机应对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开展综合危机应对措施，才能化“危”为“机”。只有公安机关全面提高了这两大能力，我们才有希望不再听到所谓”诽谤案“的发生。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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